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

00022 69

台灣再生醫療雙法解析:再生醫療法、製劑附款許可與臨床實務影響

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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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 68

突破「癌王」圍城:從 ESMO 2026 MASTERPLAN 臨床試驗看術前化療結合 SBRT 如何改寫局部晚期胰臟癌的治療範式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打破「盡快開刀」的傳統迷思,面對局部復發與微轉移的宿命難題 胰臟導管腺癌具有高微轉移率與高局部復發率,傳統「開刀優先」的策略難以為局部晚期或高風險之胰臟癌患者帶來最佳長遠預後。   胰臟導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簡稱胰臟癌)無疑是最令人棘手的「癌中之王」。傳統上,許多臨床醫師與患者家屬在確診第一時間的直覺反應往往是「盡快切除」。然而,從現代腫瘤生物學的視角來看,胰臟癌在極早期即具備高度的全身性微小轉移(Micrometastasis)傾向;對於局部晚期(Locally Advanced)或具高風險特徵的胰臟癌個案,單純追求即時的手術解剖切除,往往忽略了周邊血管侵犯(Vascular Involvement)與微小病灶的潛伏。   如果把對抗腫瘤比喻為一場籃球賽,傳統「直接開刀」的思維就像是一開場就派中鋒衝到前場強行上籃(盲目手術)。然而,局部晚期胰臟癌的腫瘤細胞早已在周邊血管與淋巴管周圍佈下了嚴密的「全場緊逼防守」,甚至暗中安排了後衛溜到後場準備偷跑快攻(隱蔽的微轉移)。如果我們沒有先透過全身性治療進行「控球與戰術佈局」,直接強行切除往往只會招致對手(腫瘤)快速防守反擊,導致術後極高比例的局部復發)與遠端轉移。   二、MASTERPLAN 隨機對照試驗之臨床實證與數據解析 ESMO 2026 發布之隨機對照的二期試驗MASTERPLAN證實,誘導化療合併 立體定向放射治療(SBRT)能夠顯著降低 12 個月局部復發率(20.2% vs 52.0%),並延長中位疾病控制時間( PFS) 至 11.9 個月。   剛於 ESMO 2026(歐洲腫瘤學學會)大會發表並同步刊登於《The Lancet Oncology》的第二期隨機對照研究-MASTERPLAN(由澳洲及新西蘭胃腸道試驗組 AGITG 主導),為這個臨床困境提供了具備極高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價值的解方。   (一) 核心臨床數據與統計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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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癌症監測的「盲區」:微量殘留病灶(MRD)與腫瘤分數(Tumor Fraction, TF)在臨床精準決策的實戰應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本篇專門系統性剖析液態切片中「微量殘留病灶(MRD)」與「腫瘤分數(Tumor Fraction, TF)」如何填補傳統 RECIST 影像學評估與血清腫瘤標記(CEA, CA15-3)的監測時間差,並透過 7 大臨床實戰場景,指引如何將動態分子回應整合至多專科醫療團隊(MDT)決策。   一、傳統腫瘤監測的「情報空窗期」與臨床困境 傳統 RECIST 1.1的影像學評估與血清標記存在著明顯的時間滯後與偵測盲區,迫使臨床醫師在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下做出了關鍵決策。   在每日的腫瘤科門診,我們最常面對晚期患者極度焦慮的提問:「醫生,這劑藥打進去到底有沒有有效?」然而,現行標準臨床實踐卻常常無法給出即時且精準的答案。   傳統監測癌症手段的致命傷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影像學檢查的「偵測時間差」與模糊判定: 首次 RECIST 複查一般安排在癌症治療後 8 至 12 週。對高度侵襲性、迅速進展的腫瘤(如膽管癌或三陰性乳癌)而言,這 3 個月猶如資訊的真空期。此外,影像報告常給出「病情穩定(Stable Disease,)」的結果,但患者卻伴隨有症狀的惡化;而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應用中,更頻繁出現假性進展(Pseudo-progression)的干擾。   血清腫瘤指數(Serum Tumor Markers)的不可靠性: CEA、CA15-3、CA19-9 等蛋白質標記之血清腫瘤指數極易受到非腫瘤因素(如發炎、肝腎功能不全)干擾,出現偽陽性或偽陰性,臨床上極難單憑標記波動果斷換藥。   重複組織切片(Re-biopsy)的高風險與空間異質性: 對於體質虛弱的晚期癌症患者,頻繁進行侵入性組織切片極不現實,且單點切片無法克服腫瘤的空間異質性(Spatial Heterogeneity)。   這就如同在俄烏戰爭的戰場上,傳統影像檢查就像是每隔三個月才由高空偵察衛星傳回一張戰局照片。當前方戰線早已發生劇烈交火或防線突破時,後方指揮官卻只能看著幾週前的舊相片下達指令,往往錯失了最佳的兵力調度與戰務調整時機。   二、 解決方案:腫瘤分數(TF)的生物學機制與 7 大臨床實戰應用 腫瘤分數(Tumor Fraction, TF)代表無細胞 DNA(cfDNA)中循環腫瘤 DNA(ctDNA)的比例,是捕捉腫瘤的總體生物學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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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30

臨床腫瘤科學訊:AIUR 試驗看外科手套壓迫療法於紫杉醇化療引起之周邊神經病變(CIPN)的突破與省思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本文由臨床腫瘤科醫師觀點出發,深度剖析 ESMO LBA28(AIUR 試驗)之最新臨床數據。研究顯示,雖然採用普通尺寸外科手套(normal-sized surgical gloves)壓迫療法未達預設之 FACT-NTX 總分主要終點,但在手部症狀改善與嚴重程度的感覺神經病變降幅上,展現出具備顯著統計學與臨床意義的局域保護效益。   一、太平洋紫杉醇(Paclitaxel)化療引起之周邊神經病變(CIPN)的臨床困境與現行預防手段之痛點 化療引起之周邊神經病變(CIPN)是紫杉醇化療劑量限制(Dose-limiting toxicity)的主要原因之一,嚴重影響乳腺癌患者的生活品質與預後。現行預防手段(如:冰敷冷凍療法 Cryotherapy 與專用壓迫手套 Compression gloves)存在設備依從性低、耐受性差等局限。   在每日的腫瘤科門診中,我們經常面對接受太平洋紫杉醇每週治療方案(Weekly paclitaxel)或每三週療程的2-3期乳癌患者。太平洋紫杉醇作為微管蛋白穩定劑(Microtubule-stabilizing agent),其微管毒性會導致軸突運輸障礙及背根神經節的神經毒性,進而引發太平洋紫杉醇相關周邊神經病變。臨床上,患者常主訴手腳末端出現麻木感(Numbness)、刺痛感(Tingling)及指尖疼痛(Fingertip pain)。   為了預防CIPN,臨床上曾嘗試過冷凍療法(Cryotherapy)或專用壓迫手套。然而,這些手段在實際執行時往往面臨瓶頸: 依從性(Compliance)低下: 冰敷導致的極度寒冷與疼痛,常使患者無法全程佩戴;專用壓迫手套則需要特定規格與耗時的穿戴流程。   評估偏差(Assessment bias): 過去如 POLAR 試驗等研究多採用自身對照(Self-controlled design)或僅依賴研究者評定(Physician-assessed outcomes, 如 NCI-CTCAE),容易低估患者主觀感知的症狀(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PRO)。   因此,尋找一種更低成本、高依從性且能精準保護末梢神經的預防干預手段,成為臨床腫瘤學亟待解決的課題。   二、 AIUR 試驗設計與微血管壓迫機制之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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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重圍,再塑格局:從 ESMO 2026 看 ADC 在乳癌全病程的戰略布局與抗藥破局

ADC(抗體藥物)已躍居乳癌全病程治療的戰略核心: 2026 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年會最新發布的研究表明,ADC 正在從晚期後線救援前移至早期術前輔助/術後輔助治療,並深刻改變我們對耐藥序贯策略的認知。 一、後 ADC 時代的戰術瓶頸與臨床困境 早期高風險與晚期難治乳癌仍存在巨大未滿足的臨床需求: 傳統術前輔助化療及術後輔助治療在 HER2 陽性高風險患者中的 pCR(病理完全緩解)率仍有提升空間;而在晚期三陰性乳癌(TNBC)及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乳癌中,後線治療極易面臨多重抗藥。   ADC 的廣泛應用帶來了全新的「交叉抗藥(Cross-resistance)」難題: 隨著 T-DXd(DS-8201)或 Sacituzumab govitecan 等搭載 Topo I 抑制劑(TopI-i)的 ADC 在臨床普及,患者在 Top1-ADC治療後疾病惡化(PD)後,下一波戰術該如何排列組合?這已成為當前腫瘤科醫師每日臨床處方時最棘手的挑戰。   如果把抗癌比作一場頂級籃球聯賽(NBA),傳統化療就像是「全場無差別緊逼」,雖然能消滅部分癌細胞,但也容易造成全隊(正常組織)體能崩潰;而 ADC 藥物則像是「精準追蹤的導彈型扣將」,藉由單株抗體精準尋找球場上的特定防守漏洞(如 HER2、TROP2 或 B7-H3 靶點),再由 Linker(連接子)攜帶 Payloads(毒性載藥,如 Top 1抑制劑 或 MMAE)進行暴扣破網。 然而,敵方腫瘤細胞就像對手的教練組,會迅速調整防守戰術(發生抗藥)。當對手已經摸清了你「Top 1抑制劑毒素」這套進攻戰術(Payload 產生耐藥)時,即便你換一個控球後衛(換另一個靶點之單株抗體),只要底角的終結者依然是相同的「Top Top 1抑制劑」,對手的防線(耐藥機制)依然能輕鬆封蓋你的投籃。 二、從早期前移、晚期提質到抗藥序貫破局 (一) 早期前移與輔助優化:DESTINY-Breast11 & DESTINY-Breast05 DESTINY-Breast11:術前輔助階段的快速打擊與腫瘤降期 在高風險HER2陽性之早期乳癌中,T-DXd 序貫 THP(4+4 個療程)在中期 磁振造影MRI 評估中即展現出顯著高於傳統 ddAC-THP治療方案的治療緩解率(Δ26.5%)與腫瘤完全緩解CR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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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79

免疫治療後蛋白尿狂飆?當腎臟過濾網「破洞」的關鍵警訊與應對策略

陳駿逸醫師 腎臟是人體的精密濾水器,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期間出現過濾網破洞,導致尿蛋白指標 UPCR 超過 2000 mg/g 時,代表腎功能正面臨嚴重威脅。   癌症免疫治療雖然為許多患者帶來了抗癌的新曙光,但在激發免疫系統攻擊腫瘤的同時,偶爾也會誤傷正常的器官。在腎臟毒性中,傳統的急性間質性腎炎(AIN)多半只會造成輕微的蛋白尿(通常少於 1 g/day);一旦小便檢查中的蛋白尿指標(UPCR)衝破 2000 mg/g,甚至達到腎病症候群的範疇,這就像是護城河的城牆出現了大缺口,提示病變已經深層侵犯到了腎臟的核心結構-腎小球(Glomerular involvement)。   為什麼免疫治療會讓腎臟過濾網「大破洞」? 當 UPCR 飆高至 2000 mg/g 以上,臨床上必須高度懷疑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誘發的腎小球疾病,或是併用標靶藥物所導致的交叉毒性。 要理解這個機制,我們可以想像一場時事比喻:這就像是世界各地在極端氣候下,堤防突然被暴雨沖垮,大量的物資與水流瞬間湧出。腎臟裡的「腎小球」就是我們身體的超精密防洪堤防與濾網,專門負責把廢物排出、把重要的蛋白質留在體內。當免疫治療運作時,可能引發以下兩大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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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78

當免疫煞車失靈的「越區防守」:臨床應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性急性間質性腎炎的實戰指引

陳駿逸醫師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解除腫瘤免疫逃脫的同時,可能引發T細胞對正常腎小管間質的「越區防守」,導致約 1–5% 發生率的急性間質性腎炎(AIN)。 在日常腫瘤免疫治療中,我們猶如操盤一支執行高強度全場壓迫戰術的頂級足球隊。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PD-1/PD-L1 或 CTLA-4 抑制劑)解除免疫系統的「煞車」後,活化的細胞毒殺性 T 細胞後,會如猛虎出閘般狙擊腫瘤細胞。然而,正如足球場上過度激進的「全場緊逼」可能導致防線失控、後衛甚至不小心在禁區內對自家守門員犯規一般,過度活化的免疫細胞有時也會迷失方向,將自家的腎小管與間質誤認為「敵軍」, 大量浸潤並攻擊正常腎臟組織,從而引發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rAE)中的急性間質性腎炎。此併發症雖然在臨床上相對少見(發生率約 1–5%),但若未能及早識別與介入,往往會對患者的腎功能造成致命打擊。 屬於irAE之一的腎炎多發生於治療後 6 至 12 週,臨床經常以無症狀的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異常升高為唯一早期線索,需要嚴格排除共用藥物干擾與進行鑑別診斷。 在臨床表現與診斷上,患者通常在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後的 6 至 12 週 出現病情變化,但也有部分案例在數月甚至停藥後才悄然浮現。由於早期症狀極度隱匿,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 的異常升高往往是拉響警報的唯一線索。此時,尿液檢查可能僅僅表現出無菌性膿尿、顯微血尿或輕度蛋白尿(通常小於 1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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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77

腎絲球屏障的破口:當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正常遇上 UPCR > 2000 mg/g 的腫瘤免疫治療與VEGF標靶腎毒性臨床分流策略

陳駿逸醫師 腎絲球濾過率(GFR)正常並不代表腎臟安然無恙,UPCR > 2000 mg/g 往往是腎絲球過濾屏障(Glomerular Barrier)遭破壞的早期警訊。   在腫瘤治療日益複雜的今天,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VEGF/VEGFR 抑制劑)的廣泛應用,帶來了嶄新的腎臟毒性型態。當病患的 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完全保持在正常範圍,尿液中的蛋白尿(Proteinuria)卻驟升至 UPCR > 2000 mg/g 時,這是一個極具鑑別診斷價值的臨床時機-它幫助我們排除常見的急性間質性腎炎(AIN),將目光精準鎖定在足細胞病變(Podocyto-pathy)與內皮細胞微血管損傷。   身為第一線的腫瘤科醫師,迅速辨識此類「單純大量蛋白尿而無急性腎損傷」的型態,並及時啟動分流與處置,是保護病患腎臟功能與維持腫瘤治療連續性的關鍵。 一、守門員完好,後防線卻全面失守的腎絲球危機 看似平靜的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數據背後,腎絲球的過濾屏障可能早已遭遇嚴重破壞。 傳統上我們習慣以血清肌酸酐(Serum Creatinine)來評估腎功能,但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 VEGF 抑制劑引發的腎毒性中,血清肌酸酐正常僅代表「腎絲球濾過率(GFR)」這名守門員尚未失守,並不代表腎臟結構沒有受損。   想像腎臟是一支頂級足球隊。血清肌酸酐就像是球隊的守門員,只要他沒被攻破(肌酸酐未升高),代表整個球隊的基本防守線(GFR)還能夠運作;而腎絲球的過濾屏障(Glomerular Barrier) 則是前面四位後衛與足細胞(Podocyte)屏障。   現在的情況是,守門員還站在門前沒失分,但四名後衛已經被對手徹底撕裂,門前洞開(UPCR > 2000 mg/g,蛋白大量漏出)。如果不及時修正防守的陣型,後衛崩潰遲早會導致守門員的失守,演變成全盤皆輸的急性腎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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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74

擊退頑強癌細胞的精準新曙光:Azenosertib 在鉑類抗藥性卵巢癌(PROC)的整體生存期分析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晚期卵巢癌面臨到治療瓶頸,卵巢癌患者在經歷多次化療後,極易產生「鉑類抗藥性(PROC)」,導致後續可用藥物有限、預後較差。最新臨床研究 DENALI(GOG-3066)第 1b 部分顯示,針對特定的生物標記,新藥 Azenosertib 能顯著延長患者的整體生存期(OS)。   臨床難題:當卵巢癌對「鉑類化療」產生抗藥性 在婦科癌症的臨床治療中,鉑類抗藥性卵巢癌始終是一道難以跨越的牆。   對於許多高級別漿液性卵巢癌、輸卵管癌或原發性腹膜癌的患者來說,第一線以鉑類化合物(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為核心的化疗方案,往往能帶來不錯的初始控制率。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幾乎所有的復發性卵巢癌患者,最終都會走向「鉑類抗藥性卵巢癌」的困境。 當癌細胞不再害怕鉑類化療,且患者過去已接受過Bevacizumab以及 1 至 5 線的後續治療時,傳統化療單藥的療效便會急劇下降,患者的預後與平均存活時間極不理想。醫療團隊與患者迫切需要一種能夠打破此僵局的精準新療法。   WEE1 抑制劑 Azenosertib 與 Cyclin E1 生物標記 Azenosertib 作為一種新型選擇性口服 WEE1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透過阻斷癌細胞的 DNA 修復機制,精準打擊耐藥性腫瘤。 作用機制比喻: 想像癌細胞是一輛在高速公路上超速飆車、車況極差且滿身傷痕的改裝車。 在正常狀況下,車子(癌細胞)發現零件受損(DNA 損傷)時,引擎內部的「WEE1 檢查點」會立即亮起紅燈,強制車子停在維修區(讓細胞週期停滯),進行 DNA 修正後再繼續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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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ALK 肺癌標靶藥物之高血脂之副作用

以下是ALK 肺癌標靶藥物 Lorlatinib(商品名:Lorviqua/瘤利剋)治療期間,血脂(膽固醇與甘油三酯)升高,你應該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吃癌症標靶藥,血脂會變高? 在肺癌治療中,Lorlatinib 是一個非常優秀且強效的標靶藥物,能精準打擊腫瘤細胞。然而,它在體內作用時,會影響肝臟代謝脂肪的途徑,導致血液中的總膽固醇與甘油三酯的顯著上升。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血管想像成「國道一號」,而肝臟就像是「物流調度中心」。 正常的血脂代謝: 物流車(脂蛋白質)源源不絕地把養分送往全身,運完後順暢駛回調度中心回收,高速公路一路暢通。   Lorlatinib 的影響: 就像是突然遇到台灣科技大廠建廠潮或連假返鄉車潮,肝臟這個調度中心突然塞爆,脂肪物流車全被卡在「國道一號」上回不去。這時候血液檢查一抽,就會發現血液裡的「膽固醇和甘油三酯塞車了」(即高血脂症)。   雖然「血脂肪塞車」看似令人擔心,但只要我們像交通警察一樣進行合理的調控,就能讓您繼續安心使用標靶藥物抗癌!   二、 Lorlatinib 治療期間的高血脂處置之三大步驟 根據臨床處置指引,我們將血脂管理分為三大階段:準備與監測、血脂偏高處理、以及嚴重高血脂處置。 第一階段:準備與監測 在開始使用 Lorlatinib 之前或剛開始服藥時,我們會為您檢測基準血脂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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