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 - 陳駿逸醫師與你癌歸於好

解碼乳癌免疫微環境的異質性：從「冷」與「熱」的細胞交響樂走向精準免疫治療

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 PD-L1, 乳房癌, 乳管癌, 乳葉癌, 免疫藥物, 免疫藥物治療, 其他乳房癌, 台灣健康新聞, 台灣大健康, 台灣癌症大小事, 新兵練功房, 最新活動訊息, 癌症治療新知 / 陳駿逸醫師

打破「乳癌是免疫冷腫瘤」的傳統桎梏乳癌的免疫異質性（Immunological Heterogeneity）是導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效分化的關鍵根源，傳統的單一分子分型已無法滿足當前臨床精準治療的需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乳癌在免疫治療的版圖中普遍被歸類為「免疫冷腫瘤（Cold Tumors）」。然而，隨著單細胞RNA定序（scRNA-seq）與空間轉錄組學（Spatial Transcriptomics）的突破，我們逐漸認識到，人類乳癌的腫瘤免疫微環境（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簡稱 TIME）其實存在著極其複雜且動態的異質性。在臨床實務中，我們常受到這種異質性的挑戰。三陰性乳癌因為其高腫瘤突變負荷（TMB）和豐富的腫瘤浸潤淋巴球（TILs），對抗 PD-1 / PD-L1 免疫療法展現出較佳的反應率；相反地，管腔型（Luminal/HR+）與 HER2陽性的乳癌則往往表現出免疫排除（Immune-excluded）或免疫沙漠（Immune-desert）表型，對抗 PD-1 / PD-L1 免疫療法的反應平淡。這種疾病異質性（Disease Heterogeneity）不僅體現在基因組層面，更深植於全身性免疫狀態（Systemic Immunity）與局部腫瘤微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如何跨越這道由免疫抑制分子、異常細胞外基質及排他性脈管系統構築的屏障，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臨床難題。免疫微環境的「免疫大逃殺」與細胞重塑腫瘤浸潤淋巴球（TILs）的耗竭狀態與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s）、M2型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的浸潤，共同構築了局部的免疫抑制網絡（Immunosuppressive Network）。要理解乳癌如何逃避免疫監視，我們可以用一場「戒備森嚴的城堡攻防戰」來比喻這個複雜的特定醫學機制。在一個健康的免疫防禦中，我們的 CD8+ 毒殺性 T 細胞就像是驍勇善戰的「城堡突擊隊」，它們配備了精準的偵測雷達（TCR），一旦發現腫瘤細胞這些潛入的「盜賊」，就會釋放穿孔素（Perforin）與顆粒酶（Granzyme）將其消滅。然而，在乳癌（尤其是管腔型或晚期抗藥腫瘤）的微環境中，這座城堡的生態被徹底扭曲了：「通訊干擾與雷達失效」：腫瘤細胞和周邊的 M2 型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聯手，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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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ASCO的呼喊自體自然殺手細胞治療（NK Cell）在局限期小細胞肺癌一線放化療之後的鞏固新策略

全方位癌症關懷協會, 免疫細胞治療, 小細胞肺癌, 癌症科普, 防癌e學苑 / 陳駿逸醫師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小細胞肺癌具有高度侵襲性與早期復發特點，現行的第一線放化療後的維持或觀察期，急需全新的免疫細胞療法的導入，以打破生存瓶頸。小細胞肺癌的「快、狠、準」與臨床治療的「後勁不足」。小細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 SCLC）在肺癌的病理分型中，一向以「生長迅速、侵襲性強、預後極差」著稱。雖然局限期的小細胞肺癌（Limited-Stage SCLC對於初始的第一線標準同步放化療具備有極高的初始反應率，但這類腫瘤如同狡猾的「短跑名將」，爆發力強、擴散速度也快，在短暫的緩解後，往往伴隨著極高的早期復發或遙遠處轉移的風險。長期以來，我們在臨床上面臨的巨大挑戰，當患者完成標準的放化療後，若缺乏有效的鞏固治療，疾病惡化往往接踵而至。傳統的常規追蹤（Routine Follow-Up）或維持治療在延長患者生存期方面的表現差強人意。臨床上急需要一種既能精準清除殘存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又具備病患良好耐受性的新型治療策略，以填補放化療後的「窗口期」。隨著細胞免疫治療的蓬勃發展，醫學界開始將目光投向固有免疫系統中的核心防線-自然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s, NK Cells）。 Cui Jiuwei 教授團隊在ASCO(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 2026 年年會上發表的最新之2期臨床試驗之研究解果顯示，自體的NK細胞之鞏固治療能夠顯著地延長侷限期之小細胞肺癌患者的 PFS 與 OS，且安全性極佳。自體 NK 細胞輸注鞏固治療的崛起與臨床實證在 2026 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上發表的一項隨機、開放標籤、單中心的第二期臨床試驗（NCT03410368），為侷限期之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治療格局帶來了破局的曙光。該研究目的在評估自體自然殺手細胞輸注（每兩週一次，共 6 個療程）作為一線標準放化療後之鞏固治療的安全性與臨床療效。臨床研究設計與基線資料該研究共納入 43 例完成一線標準放化療的侷限期之小細胞肺癌患者患者，隨機分為兩組：試驗組（Treatment Group, n=21）：接受自體 NK 細胞之輸注，作為鞏固治療。對照組（Control Group, n=22）：接受常規追蹤的觀察。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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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藥物的使用會對體內腸道菌叢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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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隱形在時間軸背後的微生態傷疤與臨床干預的瓶頸臨床上頑固的腸道多樣性偏低與慢性微發炎，其根源可能並非患者當前的飲食習慣不良所導致，而是因為過去數年前所使用的藥物在體內留下的「醫源性微生物指紋」與滯後效應。身為臨床第一線的醫師，不論在腫瘤照護或慢性病管理中，我們經常遭遇令人困惑的瓶頸，那就是為何某些患者嚴格遵守抗發炎飲食與精準營養的支持，其腸道菌相的多樣性仍是偏低與慢性全身性微發炎卻依然頑固存在呢？一篇發表在《mSystems》的里程碑論文《微生物研究中隱藏的干擾因子：樣本採集前數年使用的藥物》（A hidden confounder for microbiome studies: medications used years before sample collection），為這個臨床謎團提供了震撼性的解答。該研究利用愛沙尼亞國家生物銀行（Estonian Biobank）的電子病歷系統，追蹤 2,509 名參與者長達數年的詳細處方箋紀錄，並進行高精細度的Shotgun Metagenomics。研究證實，人類過去服用的藥物影響力並不會隨著化學分子被清除而煙消雲散，反而會留下長達數年的「微生物指紋（Microbial Fingerprints）」。即使患者已停藥 1 至 5 年，這種「滯後效應（Carryover Effects）」與「累積效應（Additive Effects）」依然在重塑宿主的病理生理狀態。在測試的 186 種常見藥物中，停藥超過一年以上，仍有 42% 的藥物與腸道菌叢的異常變化具有顯著相關性。非抗生素藥物的跨界破壞力與地形重塑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質子幫浦阻斷劑（PPI）及乙型阻斷劑等非抗生素類藥物，透過非抗菌活性、物理化學微環境的改變、膽汁酸代謝的扭曲與狀態鎖定等四種機制，對腸道微環境進行永久性的地形重塑。傳統上，臨床普遍將「微生態破壞」與「抗生素濫用」劃上等號。然而此研究揭示，幾類臨床極常開立的藥物，其留下的菌叢烙印在時間深度與破壞廣度上，竟然不亞於、甚至超越了廣效性抗生素。從功能醫學與生態學的視角來看，其底層的生物學機轉可歸納為以下四點：非故意性的抗菌活性與「核心菌種」的定向滅絕高達 24% 的非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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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生命的支流：癌症治療後淋巴水腫的病理機制與當代臨床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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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陳駿逸醫師隱形的水壩-癌症治療後間質積液的挑戰癌症治療引起的淋巴系統損傷是導致續發性淋巴水腫（Secondary Lymphedema）的主因，這是一種因為組織間隙內富含蛋白質的液體異常積聚，所導致的慢性、進行性病變。在當前精準腫瘤學（Precision Oncology）與個人化醫療架構下，癌症患者的整體生存率已有顯著地提升。然而，治療所帶來的長期共病（Comorbidities）卻成為影響患者生活品質的隱形殺手。其中，續發性淋巴水腫（Secondary Lymphedema）是最令臨床醫師與患者困擾的非預期併發症之一。正如最下圖所揭示，這種病症源於乳癌、婦科癌症或黑色素瘤等惡性腫瘤治療過程中，因為接受腋窩或骨盆腔的淋巴結切除術（Lymphadenectomy）或區域放射線治療（Radiation Therapy），所導致周邊淋巴回流架構遭受到不可逆的物理性破壞。從微循環病理生理學（Microcirculatory Pathophysiology）的角度來看，人體的淋巴系統就像是一座結構精密的「下水道網絡」，負責回收微血管漏出的組織間質液（Interstitial Fluid）與高分子量蛋白質。當手術摘除淋巴結或放療導致淋巴管纖維化（Fibrosis）時，就像是在這條原本暢通的河流中蓄意建造了一座「高聳的水壩」。我們可以把整個淋巴回流機制想像成一條「早晨尖峰時段的高速公路」。在健康狀態下，微血管通透性產生的組織液如同無數車輛，順暢地從各個交流道匯入這條高速公路（淋巴管），並經過各個收費站（淋巴結）的檢驗後，最終安全返回心臟，進入靜脈血液循。然而，當惡性腫瘤手術切除或放射線治療破壞了淋巴結時，這就像是一口氣拆除了連續的好幾個大型收費站，並將該路段完全封閉。後方源源不絕開來的「車流」（富含蛋白質的淋巴液）就無法再前進，只能被迫滯留在交流道前的「省道」（亦即是皮下皮組織間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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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結管理的新時代：從「預防性切除」走向「免疫功能重塑」重新思考免疫治療時代的區域淋巴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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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陳駿逸醫師免疫治療時代，區域淋巴結（regional lymph node）不再只是腫瘤轉移的第一站，更是抗腫瘤免疫反應的核心樞紐。過去外科腫瘤學對淋巴結的觀點相對單純，只要懷疑存在有微轉移（micrometastasis），便透過預防性的淋巴結廓清（prophylactic lymph node dissection）或選擇性淋巴區放射治療（Elective Nodal Irradiation, ENI），就可以降低局部復發風險。然而，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問世，逐漸改變癌症治療模式，我們開始重新認識區域淋巴結在抗腫瘤免疫中的生物學角色。近期發表於 Cell (2025) 的研究，以及本次 2026 年ASCO 大會內容皆指出，區域淋巴結並非單純的「轉移中繼站」，而是腫瘤特異性 T 細胞（tumor-specific T cells）的培養基地與功能維持中心。因此，在免疫治療時代，如何保留並活化淋巴結的功能，可能比單純切除更值得思考。區域淋巴結如同「新兵訓練中心」，決定免疫軍隊是否能持續地補充戰力。若將整個免疫系統比喻成一支軍隊，腫瘤微環境便是前線戰場，而區域淋巴結則像是後方的新兵訓練中心。在正常情況下，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攜帶了腫瘤抗原進入未受侵犯的區域淋巴結，活化初始 T 細胞（naïve T cells），並誘導其分化為具有抗癌能力的效應 T 細胞。這些細胞隨後進入周邊血液、持續補充腫瘤內浸潤淋巴球（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形成持續性的免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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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血液中的「隱形實體」：以 ctDNA MRD 檢測打破大腸直腸癌術後輔助化療的決策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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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傳統 pTNM 癌症分期的侷限與術後微量殘留的臨床困境傳統解剖學分期存在癌症預後預測的灰色地帶，無法精準地識別哪些直腸癌患者真正能從術後輔助化療中獲益。作為臨床腫瘤科醫師，我們在日常診間最常面對的痛點之一，就是2期與3期大腸直腸癌患者術後的決策天平。依據傳統的 pTNM 分期系統，我們高度依賴腫瘤浸潤深度、淋巴結轉移數等解剖學指標來估算復發風險。然而，臨床實務中，我們常看到高復發風險之第二期患者在接受氟尿嘧啶（Fluorouracil-based）雙藥聯合化療後依然迅速的復發；相反地，部分低復發風險之第二期甚至第三期患者，或是因為身體狀況所以未能接受輔助化療，卻能長期保持無復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這種「過度治療（Over-treatment）」與「治療不足（Under-treatment）」並存的困境，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缺乏一個能在分子層面精準評估微量殘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簡稱MRD）的即時指標。常規影像學追蹤與血清腫瘤指數CEA 檢測的敏感度不足，難以在微觀細胞層面捕捉術後殘留的微小克隆。目前臨床常規使用的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MRI），在空間解析度上存在物理的極限，通常只能偵測到直徑 >5mm 的實體病灶。當患者體內僅存著數百萬個癌細胞散落於淋巴或血液循環中時，影像學檢查往往呈現是一片死寂的「腫瘤完全緩解」假象。同樣地，血清癌胚抗原（CEA）因非特異性升高及清除半衰期的干擾，在預測早期復發的偽陽性與偽陰性率極高。這種宏觀檢測與微觀病灶之間的技術斷層，使我們在患者術後最關鍵的治療窗口期（Window of opportunity）中，如同矇眼走路，難以做出最具針對性的決策。解決方案：液態切片下的 ctDNA MRD 技術雙雄與其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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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癌細胞的「微觀地圖」：從 18F-FDG PET/CT (正子攝影)看腫瘤代謝的臨床決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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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細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而這正是目前造成癌症標準治療出現內在或後天性抗藥性的原因，導致大多數癌症患者治療後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或是出現抗藥性或症症復發。與其他癌症免疫療法一樣，CIK細胞療法的完全成功地克復上述的困難。因為針對異質性的癌細胞群而言，CIK 細胞具有靶向和殺死異質性癌細胞的能力。

最後，總結CIK細胞療法的結論：
CIK細胞療法在快速發展的癌症領域確實具有巨大治療的潛力。因此，如何優化CIK治療與其他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結合，才能讓CIK細胞治療的優點發會的更為淋漓盡致。而CIK細胞療法在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主要以Add-on的方式加入，與現今癌症的治療模式互相搭配與互補，而不是完全去取代癌症標準的中西醫治療，如此將讓CIK細胞療法成為臨床實務中對於減少副作用和提升癌症患者存活率，提供更重要的關鍵神隊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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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mTOR 雙重抑制劑-Gedatolisib於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的精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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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 VIKTORIA-1 臨床試驗是一項針對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轉移性乳癌患者的重要第三期（Phase 3）臨床試驗。該試驗的核心是評估一種新型的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Gedatolisib，在結合傳統內分泌治療或靶向藥物時的療效與安全性。以下為您彙整 VIKTORIA-1 試驗的關鍵重點、設計架構與臨床數據：試驗設計與對比分組 VIKTORIA-1 試驗主要探討不同組合方案對於後線內分泌耐藥患者的突破，試驗中包含了以下三個核心對比組別：單藥對照組： Fulvestrant單藥-肌肉注射型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s）。雙藥物組（Doublet）：Gedatolisib合併Fulvestrant。三藥物組（Triple Combination）：Gedatolisib 合併Fulvestrant與愛乳適（Palbociclib，CDK4/6抑制劑）。核心療效數據（中位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試驗結果顯示，不論是雙藥物還是三藥物療法，其臨床控制成效皆顯著優於傳統的Fulvestrant單藥治療： • 三藥物組合 (Gedatolisib + Palbociclib + Fulvestrant)：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mPFS）達到 9.3 個月（對比Fulvestrant單藥組的 2.0 個月）。風險比 (HR) 達到 0.24，代表降低了高達 76% 的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雙藥物組合 (Gedatolisib + Fulvestrant)： o 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為 7.4 個月（對比法洛德單藥組的 2.0 個月）。風險比 (HR) 為 0.33。臨床專家討論與應用考量（Expert Insights）雖然 VIKTORIA-1 帶來了非常令人驚豔的中位無病惡化存活期（PFS）數據（尤其是三藥物組合療法突破 9 個月），但專家在實際臨床應用與處方抉擇上，也提出了以下幾點務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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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開腫瘤的表觀遺傳大門：HDAC 抑制劑在乳癌的精準打擊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乳癌治療常面臨耐藥性瓶頸，而 HDAC 抑制劑（HDACis）正以重塑染色質結構的獨特機制，成為打破抗藥性、放大傳統療效的戰略新星。在臨床腫瘤學的實踐中，我們經常面臨乳癌患者在接受非固醇類芳香化酶抑制劑或標準化療後出現疾病進的困境。近年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進展為我們帶來了新的曙光。組蛋白去乙醯酶抑制劑（HDAC Inhibitors, HDACIs）正從單藥研發逐步走向「聯合治療（Combination therapies）」的戰略要地。這類藥物不僅僅是為了直接殺傷細胞，更是扮演著「破城先鋒」的角色，為其他抗腫瘤藥物開闢道路。 HDAC 抑制劑的五大兵器庫 HDACIs 依化學結構與選擇性分為五類，包含全頻譜與特定亞型抑制劑，為臨床合併用藥提供多元選擇。要運用這項武器，我們必須先掌握其分類與分子靶點。文獻與臨床研究將 HDACIs 依化學結構主要分為以下五大範疇：氧肟酸類（Hydroxamic acids）：如:Vorinostat，屬於全頻譜（Pan-HDACIs），能廣泛抑制多種 HDAC 亞型。短鏈脂肪酸類（Short chain fatty acids）：如 Valproate（丙戊酸），主要針對 Class I 和 Class II HDACIs。苯醯胺類（Benzamides）：如 :Entinostat，屬於特異性針對 Class I HDACIs 的抑制劑。 Chidamide屬於苯醯胺類（Benzamides）的 HDAC 抑制劑。它是一種選擇性的 Class I HDAC 抑制劑，主要針對 Class I 中的 HDAC1、HDAC2、HDAC3（以及 Class IIb 中的 HDAC10）具有低奈米莫耳（nanomolar）等級的強效抑制活性環狀四肽類（Cyclic tetrapeptides）：如: Romidepsin，同樣是針對 Class I 的強效特異性抑制劑。 Sirtuin 抑制劑（Sirtuin inhibitors）：如 Nicotinamide（菸鹼醯胺），屬於針對 SIRT1 和 SIRT2 的 Pan-HDACIs。這五大類藥物透過影響核小體（Nucleosome）核心組蛋白的乙醯化狀態，進而調控細胞週期、細胞凋亡（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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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個不停的世界：如何用「時間與誘因」精準拆解眩暈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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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暈（Dizziness or Vertigo）是臨床上常見且具挑戰性的主訴，區分周邊性與中樞性病因是急診與門診的第一要務。在日常診間或急診檢傷中，我常聽到患者訴說「醫生，我頭好暈、整個世界都在轉」。眩暈與頭暈的鑑別診斷光譜極為廣泛，從良性的內耳問題到致命的小腦中風皆有可能。面對眩暈這類主訴，盲目安排影像檢查往往流於海底撈針。以下這張實用的臨床決策流程圖（Algorithm），核心邏輯正是透過「時間軸（Timing）」與「誘發因素（Triggers）」兩大維度，協助我們在幾分鐘內迅速將複雜的症狀收網，精準導向正確的臨床診斷。診斷眩暈的第一道分水嶺：陣發性（Episodic）還是持續性（Continuous）？臨床評估應優先確認症狀為「陣發性（Episodic）」或「持續性（Continuous）」，並進一步區分是「動作誘發」或「自發性」發作。當患者坐到診間，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問他暈得多厲害，而是釐清時間特性：陣發性眩暈（Episodic Vertigo）這類患者的症狀是「一陣一陣」的，在發作間歇期通常能回復到接近正常的狀態。這時我們要追問：「這是被特定動作誘發的（Triggered），還是自己突然發作的（Spontaneous）？」特定動作誘發（Triggered）：若患者只要翻身、起床、低頭就誘發短暫眩暈，應立即執行 Dix-Hallpike maneuver。Dix-Hallpike 誘發測試是用於診斷「良性陣發性姿勢性眩暈」（簡稱耳石症，BPPV）的黃金標準檢查法。透過快速改變頭部姿勢至特定角度，能誘發短暫的嚴重眩暈並觀察特殊的眼球震顫，以確認哪一側的半規管受到耳石影響。陽性反應：出現典型的旋轉性眼振（Torsional nystagmus），即可確診為良性陣發性姿勢性眩暈（BPPV, 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陰性反應：則需進一步評估是否有姿勢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等系統性問題。自發型（Spontaneous）：若沒有明顯動作觸發，而是突然發作，則需依據伴隨症狀進行鑑別：伴隨聽力損失（Hearing loss）：典型診斷為梅尼爾氏症（Meniere disease）。伴隨偏頭痛特徵（Migraine headache）：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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