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練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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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乳癌第一線 CDK4/6 抑制劑治療失效後 節拍式化療何去何從?五之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節拍式化療透過持續、精準且低毒性的「海上封鎖與後勤阻斷」,將戰術焦點從單純的「腫瘤體積縮小(Tumor Shrinkage)」轉變為「整體生存期(OS)與無進展生存期(PFS)的延長」。對臨床醫師而言,掌握節拍式化療的機制與應用,不僅是多了一項治療選擇,更是掌握了一種在維護患者生活品質的前提下,將癌症轉化為可控制慢性病的現代戰略思維。   針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HR+/HER2-)轉移性乳癌在第一線 CDK4/6 抑制劑聯合荷爾蒙治療失敗後,節拍式化療(Metronomic Chemotherapy, 簡稱MCT)正逐漸從過去的後線「救援角色」,轉變為一項具備強大實證支持、兼顧生活品質與疾病控制的精準調度戰術。在此為您梳理 MCT 在此治療時機點的核心角色、機轉優勢、重要臨床實證及合併策略:   節拍式化療的核心角色定位:從「救援」到「精準代打」 當患者在一線 CDK4/6 抑制劑出現繼發性抗藥後,傳統上常面臨要切換至後線荷爾蒙標靶組合(如:換另一個 CDK4/6抑制劑、PI3K/AKT/mTOR 抑制劑、或是最新的 SERDs)或直接進入常規最大耐受劑量(MTD)化療的抉擇。然而,許多患者可能存有潛在的內臟危象風險,或是因一線治療引起之骨髓抑制的毒性而無法耐受 MTD 化療。此時,抑制劑扮演了「延緩常規化療介入、維持低毒性長期控制」的關鍵橋樑,特別適合用於無立即內臟危象,但有症狀、或高齡、渴望維持日常活動功能的患者。   抗藥性後的獨特生物學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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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拍式化療(Metronomic Chemotherapy):從正面轟炸到永續封鎖的腫瘤戰略轉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傳統高劑量化療(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因為給藥間隔長,經常會引起引發腫瘤血管新生的反彈,而節拍式化療以低劑量、高頻率打擊腫瘤微環境,實現精準打擊與低毒性控制。   在臨床腫瘤學的演進中,我們長期依賴最大耐受劑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 簡稱MTD)作為打擊惡性腫瘤的主軸。MTD 會透過最大化的細胞毒性殺滅快速增殖的癌細胞,但其隨之而來的骨髓抑制與器官毒性,迫使我們必須要給予患者 2 至 3 週的「藥物假期」(Drug Holiday)。這段修復期雖然拯救了正常組織,卻也給了內皮的祖細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簡稱EPCs)與癌細胞的抗藥性複製株(Drug-resistant clones)喘息與絕地反攻的機會。   節拍式化療(Metronomic Chemotherapy)打破了這種「高壓轟炸-暫停修復」的傳統循環。透過低劑量藥物(通常為 MTD 的 1/10 至 1/3)、高頻率(每日或每週多次)且不預設長期休藥期的給藥策略,節拍式化療將治療標的從「直接殺傷腫瘤細胞」轉換至至「重塑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這種戰術轉變不僅顯著降低了嚴重的血液學毒性,更在轉移性乳癌、非小細胞肺癌與卵巢癌等晚期領域展現出優異的疾病控制率(與生活品質維持。   問題背景:傳統高劑量化療(MTD)的戰術困境 MTD 會造成的「藥物的假期」,因而誘發了血管新生因子的反彈,且強大的選擇壓力加速了多重抗藥性(MDR)癌細胞株的集結。若將腫瘤治療比作軍事衝突,傳統以 MTD原則的化療無疑是一場大規模的「正面飽和轟炸」,以地毯式搜尋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目標,試圖在短時間內摧毀敵方(癌細胞)的主力部隊。然而,這種戰術在現代腫瘤戰場上面臨兩大致命障礙: 血管新生(Angiogenesis)的反彈與補給線修復: 傳統以 MTD原則的化療轟炸過後,戰場很快會進入休戰期,像是傳統化療有長的給藥間隔。此時,受損的腫瘤組織因為遭遇嚴重缺氧(Hypoxia),因此會大量釋放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進而上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與鹼性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bFGF)。這就像是在暫停戰火時,敵方迅速調動後勤隊伍來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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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戰術僵局:液態切片與 AI 數位病理在精準腫瘤學中的協同新紀元

治療典範的轉移: 精準腫瘤學正經歷由組織切片(Tissue Biopsy)向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的動態轉移,並透過人工智慧(AI)數位病理賦能,實現從單點診斷走向即時抗藥性的監測與微量殘留病灶(MRD)引導的精準干預。醫學上的 MRD 指的是微量殘存疾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或稱可測量殘存癌細胞 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用來描述癌症患者治療後,體內殘留的極少量癌細胞。   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LoD)與臨床效益: 腫瘤特異性(Tumor-informed)2k7廣泛基因組分析(如:RaDaR, Personalis, Signatera)能達到1 ~100 ppm(即VAF是 0.0001% ~0.01%)的超高靈敏度;但在亞洲高發生驅動基因變異的非小細胞肺癌中,驅動基因特異性(Driver-specific)ctDNA的監測展現出極高的成本效益與高達 提早約8.7 個月的臨床影像復發預警期。在精準醫療與癌症檢測中,VAF 代表變異等位基因頻率(Variant Allele Frequency),在臨床上它是與 MRD(微量殘存疾病)緊密相連的核心核心數據。簡單來說,VAF 是一個用來量化突變基因佔比的百分比指標。如果某個癌症基因位點被讀取了 10,000 次,其中有 10 次發現了癌症突變,那它的 VAF 就是 10 ÷ 10,000 = 0.1%   在癌症精準醫療中,ctDNA 代表循環腫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它是診斷 MRD(微量殘存疾病)與計算 VAF(變異等位基因頻率)時最核心的檢測對象。正常細胞死亡也會釋放 DNA(稱為 cfDNA),但 ctDNA 特指帶有癌症突變標記(如 EGFR、KRAS 突變)的碎片。半衰期極短:ctDNA 在血液中只能存活 1 到 2 個小時,因此檢測結果能精準反映體內此時此刻的「最新肿瘤狀態」。濃度極微量:在癌症早期或手術切除後,ctDNA 佔總血漿 DNA 的比例可能低於 0.1%(即 VAF < 0.1%),必須仰賴超高靈敏度的次世代基因定序(NGS)才能夠驗出來。   三大核心概念的聯結 (ctDNA ➔ VAF ➔ MRD): 三者在臨床上是一整套完整的邏輯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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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譯 PIK3CA 變異精準打擊密碼:FoundationOne®CDx 雙軌伴隨診斷如何重塑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轉移性乳癌戰術布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美國FDA 正式核准組織檢測 FoundationOne®CDx 作為 Itovebi™(inavolisib,中文商品名:愛妥飛)聯合療法的伴隨診斷,提供血檢以外的堅實後盾,完備轉移性乳癌戰術地圖。   對於第一線面對晚期或轉移性乳癌(Metastatic Breast Cancer)的臨床腫瘤科醫師而言,每一次的治療決策都像是在高張力的戰術板上安排陣容。當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乳癌患者面對荷爾蒙治療出現抗藥性(Endocrine-resistant)的晚期或轉移性病情時,精準尋找分子標靶成為延長疾病控制的時間(PFS) 的關鍵。   美國 FDA 於 2026 年 6 月正式核准 Foundation Medicine 旗下的全方位綜合基因體檢測(CGP)平台-FoundationOne®CDx,作為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轉移性乳癌使用 Itovebi™(inavolisib)聯合 palbociclib (Ibrance®) 及 fulvestrant 治療方案的伴隨診斷(Companion Diagnostic, CDx)。此項核准是繼 2024 年 10 月液態切片 FoundationOne®Liquid CDx 通過後,構建了「血檢+癌組織檢」雙軌兼備的精準診斷體系。   腫瘤 DNA 的「客場干擾」與 CTC/ctDNA 釋放不足的診斷盲點 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晚期乳癌中具有PIK3CA基因的突變率高達 40%,但血檢 ctDNA 的「脫落率」之差異可能導致偽陰性,亟需癌組織檢測的精準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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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國創新肺癌EGFR標靶藥物Amolertinib (台灣商品名:Pulmive/普肺康) 以及其與泰格莎的比較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Amolertinib(或稱 Aumolertinib,台灣商品名::Pulmivex/普肺康)是用於治療 EGFR 基因突變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第三代 EGFR 標靶藥物(EGFR-TKI)。在醫學實證上,Amolertinib 擁有極高且完整的「臨床實證證據能力」,其核心療效與安全性已透過多個關鍵的大型臨床試驗獲得證實,並於 2026 年 8 月正式納入台灣健保給付。   Amolertinib(阿美替尼,商品名:阿美樂 / 普肺康)是由中國本土創新藥廠「翰森製藥」(Hansoh Pharma)自主研發的原研小分子標靶新藥,是全球第二個成功開發並上市的第三代 EGFR 抑制劑(僅次於阿斯特捷利康藥廠的「泰格莎 / Osimertinib」)。在中國,普肺康的適應症已完整覆蓋晚期一線、二線、術後輔助及維持治療(共 5 項),預計未來在台灣也有機會陸續跟進核准。   阿美替尼是針對「第一代抗藥性」而生的肺癌EGFR標靶藥物: 第一代 EGFR 標靶藥物(如艾瑞莎、得舒緩)在使用約 1 年後,多數患者會因為體內基因產生 T790M 突變而出現抗藥性。翰森製藥研發團隊針對此臨床痛點,著手設計能同時精準鎖定「EGFR 敏感性突變」與「T790M 抗藥性突變」的新型結構。   科學家在化學結構上融入了獨特的環丙基結構。這項關鍵發明讓藥物不僅能維持極高、長效的抑制效果,還帶來兩個核心優勢:高選擇性:專門攻擊突變癌細胞,避開正常的皮膚與腸道細胞(Wild-type EGFR),因此傳統標靶藥常見的嚴重皮疹與腹瀉副作用顯著降低。該藥物更容易進入大腦,高血腦障壁滲透率,所以能夠有效控制肺癌晚期極常見的腦轉移病灶。   阿美替尼的核心研發里程碑 2020年3月(首次上市):由上海市胸科醫院陸舜教授領銜臨床試驗,正式獲得中國國家藥監局(NMPA)批准上市,成為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第三代 EGFR 標靶藥。   2023年10月(創新肯定):其核心發明專利榮獲中國智慧財產權領域的最高榮譽「中國專利金獎」。2026年(適應症完整覆蓋):在中國陸續開拓至5項適應症,完成從晚期一線治療到早期術後輔助/維持治療的肺癌全病程覆蓋。   阿美替尼治療肺癌的關鍵證據與臨床數據如下: 核心證據一: 第一線治療(初診斷晚期肺癌)代表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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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EGFR標靶藥物Amolertinib (如:Pulmivex/普肺康) 自115年8月1日起健保給付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限單獨使用於: (1)   具有EGFR Exon 19 Del或Exon 21 L858R基因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即為IIIB、IIIC期或第Ⅳ期)肺腺癌病人之第一線治療。   (2)   先前已接受過EGFR標靶藥物 gefitinib、erlotinib、afatinib 、dacomitinib治療失敗,且具有EGFR T790M基因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之非小細胞肺癌之第二線治療。   使用注意事項: (1)   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三個月為限,每三個月需再次申請。 初次申請時需檢具確實患有肺腺癌或非小細胞肺癌之病理或細胞檢查報告,及檢附EGFR基因檢測結果報告,且需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之通則十二。   III.   再次申請時需附上治療後相關臨床資料(如: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使用。每次處方以4週為限,如給藥4週後需追蹤胸部X光或電腦斷層等影像檢查評估療效,每8至12週需進行完整療效評估(如胸部X光或電腦斷層),若病情惡化、復發或產生不可接受之毒性,即不得再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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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者登場!BRAF V600E 肺癌雙標靶雙雄對決

從籃球全場包夾到足球貼身盯防:Encorafenib/Binimetinib 如何刷新 BRAF V600E 晚期肺癌治療版圖   BRAF V600E 是 MAPK pathway 持續活化的重要驅動基因,雙重抑制已成為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核心策略。   近年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普及,使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正式邁入精準醫療(Precision Oncology)時代。除了 EGFR、ALK、ROS1、MET exon14 skipping、RET fusion 等常見驅動基因外,BRAF V600E mutation 已逐漸成為臨床不可忽視的重要治療標的。   BRAF 突變約占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的 3–5%,其中 BRAF V600E 約占全部 BRAF 突變的一半,大約占所有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 1–2%。此突變屬於 Class I monomeric kinase mutation,不需要上游 RAS 活化即可自主形成活化構型(Constitutive kinase activation),持續刺激 RAS–RAF–MEK–ERK(MAPK)訊號傳遞路徑,促進癌細胞增殖、侵襲、血管新生及遠端轉移。   因此,目前 NCCN 與 ESMO Living Guideline 均建議,只要確認 BRAF V600E 突變,即應優先考慮 BRAF inhibitor 結合 MEK inhibitor 的雙標靶治療,而非單純化學治療或免疫治療。   單一 BRAF的抑制容易誘發 MAPK訊號通路的再活化,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 才能建立完整防線。MAPK pathway 並非線性單一路徑,而是一套具有高度回饋調控(Feedback regulation)的訊號網路。   臨床研究發現,若僅使用 BRAF inhibitor,雖可短暫抑制 BRAF V600E 活性,但腫瘤細胞很快便會解除負回饋(Negative feedback release),進一步誘發 RAF dimerization、RTK bypass activation,甚至 EGFR、MET 等旁路訊號重新活化,使 ERK 再次磷酸化(pERK recovery),最終導致治療抗藥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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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雙重標靶治療進展:Encorafenib/Binimetinib 與 Dabrafenib/Trametinib 之藥效學、臨床療效與安全性深度比較分析

導論與分子病理學背景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驅動基因突變譜系中,具備有BRAF基因突變大約佔總體病例的 3% 至 5%,其中以 BRAF V600E的點突變最為常見,約佔所有 BRAF 突變肺癌的 50%,即整體非小細胞肺癌的 1% 至 2%。   BRAF V600E 屬於第一類(Class I)的單體激酶突變,能誘發無需上游 RAS 蛋白激活的持續性單體構型活化,進而強烈刺激下游的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ERK)傳導路徑,驅動癌細胞的異常增殖與存活。      然而單獨使用 BRAF 抑制劑可以阻斷該傳導路徑時,腫瘤細胞經常會藉由解除負回饋機制,進而引發 RAF 二聚化或上游的信號旁路再活化,導致單藥治療的客觀緩解率與緩解持續時間受限。因此,使用BRAF 抑制劑聯手MEK 抑制劑的治療方案可以進行「縱向雙重路徑阻斷」(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目前已成為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標靶治療的核心策略。      若將此分子機制投射至體育賽事,這種雙重標靶機制極為類似於籃球比賽中的全場包夾防守策略(Full-Court Press and Double-Team Defense)。單用 BRAF 抑制劑如同僅派遣一名後衛防守對手的明星控球後衛(BRAF基因突變),對手仍然可以透過橫向傳球或回傳(負項回饋解除與旁路的傳導)將球轉移給其他隊友而繼續得分;而加入 MEK 抑制劑則相當於啟動第二名防守球員,在關鍵傳球路線(MEK 激酶)上執行高壓力的雙人包夾,徹底封死下游的信號傳遞,使腫瘤細胞無法完成其增殖戰術。   目前臨床上針對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已有兩組雙標靶方案已經獲得主管機關批准並列入國際指引的推薦:即新一代組合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簡稱 Enco/Bini),以及較早上市的 Dabrafenib 聯合 Trametinib(簡稱 Dabra/Trame)。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 之藥理學特性與 PHAROS 試驗數據解析 藥效學與藥動学獨特性 Encorafenib 為一種口服、高度選擇性的可逆性 RAF 激酶抑制劑,而 Binimetinib 則為 ATP 非競爭性的可逆性 MEK1/2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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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2 陽性早期乳癌抗癌新思維:於標準治療之後,如何透過「強化輔助治療」降低復發風險?

在台灣,乳癌多年來高居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幸運的是,隨著標靶藥物的進步,過往被視為較惡性的 HER2 陽性乳癌,如今已進入「可精準控制、追求治癒」的時代。 近年來,隨著「雙標靶」(賀癌平+賀疾妥/Trastuzumab + Pertuzumab)與抗體藥物複合體(T-DM1/Kadcyla/賀癌寧)在台灣臨床與健保給付上的推廣,多數患者在手術前後都能夠接受非常完善的標準標靶治療。然而,「完成了標準治療療程後,真的就萬無一失了嗎?」   最新發表的 NER-CARE 研究(一項針對華人真實世界的臨床研究)為我們帶來了重要的警訊與希望:即使完成標準治療,部分高風險患者仍有殘餘的復發風險;而透過口服小分子標靶藥物「Neratinib(商品名:賀儷安 / Nerlynx)」進行後續接貫之強化輔助治療,能為患者再築起一道堅固防線。   以下為大家整理 NER-CARE 研究帶給台灣乳癌病友的 4 大關鍵臨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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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打擊下的友軍誤傷:從 DESTINY-Breast05研究數據看Enhertu(T-Dxd/優赫得)的肺部毒性與風險管理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HER2+ 早期乳癌在輔助治療階段面臨高復發風險,T-DXd 展現優異療效的同時,肺部毒性(也就是ILD/RP)的臨床管理成為醫療團隊的最大考驗。 在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陽性(HER2+)早期乳癌的治療戰場上,術前輔助治療後仍有殘留侵襲性病灶(residual invasive disease)的患者,一直是我們極力爭取無病存活期(DFS)的高風險族群。 DESTINY-Breast05 試驗(NCT04622319)評估了新一代抗體藥物複合體(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 5.4 mg/kg)對比前一代 T-DM1(3.6 mg/kg)在該族群的療效與安全性。 雖然 T-DXd 展現出超越 T-DM1 的強效腫瘤控制能力,但其伴隨的間質性肺炎(ILD)及放射性肺炎(RP),始終是我們在臨床用藥時候懸在心中的刀。尤其在該試驗中,高達 93.9%(T-DXd)與 93.6%(T-DM1)的患者均會接受手術後的輔助放射線治療,使得藥物引發的 ILD 與放療相關的 RP 在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LDCT)影像上容易交織疊加,增加鑑別診斷與臨床處置的複雜度。 DESTINY-Breast05 數據揭示,T-DXd 引發的 ILD 受地域(在日本族群)與腎功能影響,而雙重傷害機制類似「美伊戰爭」中的精準導彈與沙塵暴之疊加效應。 根據截至 2025 年 7 月 2 日的最新數據,在安全性分析集(T-DXd 計806例;T-DM1 n=801例)中,經過中心盲態審查裁定與藥物相關的 ILD 發生率,T-DXd 組整體上是顯地著高於 T-DM1 組。然而,進一步的臨床與人口統計學次分組分析,為我們精準辨識高風險族群提供了關鍵依據: A.地域差異(Geographic Risk Factors): 日本族群的間質性肺炎發生率顯著高於非日本族群(T-DXd:14.9% vs 8.9%;T-DM1:6.7% vs 1.2%)。若對比其他亞洲國家,日本患者的風險同樣是偏高的(T-DXd:14.9% vs 9.6%)。北美及澳洲地區的 T-DXd 之間質性肺炎發生率在數值上相對較低。 B.腎功能障礙(Renal Impairment): 基線伴有中度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其間質性肺炎的發生率會明顯高於腎功能正常者(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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