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精準醫療

0013 15

破局者登場!BRAF V600E 肺癌雙標靶雙雄對決

從籃球全場包夾到足球貼身盯防:Encorafenib/Binimetinib 如何刷新 BRAF V600E 晚期肺癌治療版圖   BRAF V600E 是 MAPK pathway 持續活化的重要驅動基因,雙重抑制已成為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核心策略。   近年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普及,使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正式邁入精準醫療(Precision Oncology)時代。除了 EGFR、ALK、ROS1、MET exon14 skipping、RET fusion 等常見驅動基因外,BRAF V600E mutation 已逐漸成為臨床不可忽視的重要治療標的。   BRAF 突變約占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的 3–5%,其中 BRAF V600E 約占全部 BRAF 突變的一半,大約占所有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 1–2%。此突變屬於 Class I monomeric kinase mutation,不需要上游 RAS 活化即可自主形成活化構型(Constitutive kinase activation),持續刺激 RAS–RAF–MEK–ERK(MAPK)訊號傳遞路徑,促進癌細胞增殖、侵襲、血管新生及遠端轉移。   因此,目前 NCCN 與 ESMO Living Guideline 均建議,只要確認 BRAF V600E 突變,即應優先考慮 BRAF inhibitor 結合 MEK inhibitor 的雙標靶治療,而非單純化學治療或免疫治療。   單一 BRAF的抑制容易誘發 MAPK訊號通路的再活化,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 才能建立完整防線。MAPK pathway 並非線性單一路徑,而是一套具有高度回饋調控(Feedback regulation)的訊號網路。   臨床研究發現,若僅使用 BRAF inhibitor,雖可短暫抑制 BRAF V600E 活性,但腫瘤細胞很快便會解除負回饋(Negative feedback release),進一步誘發 RAF dimerization、RTK bypass activation,甚至 EGFR、MET 等旁路訊號重新活化,使 ERK 再次磷酸化(pERK recovery),最終導致治療抗藥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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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4

從「神奇子彈」到精準賽車: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的戰術演進與次世代抗癌圖譜

一、當「單打獨鬥」不再能滿足臨床需求 ADC 的核心價值在於透過精確的分子工程,平衡化療的高殺傷力與單株抗體的選擇性,試圖突破傳統治療的治療窗(Therapeutic Index)的限制。   在 20 世紀初,「神奇子彈」(Magic Bullet)的構想便已開始萌芽,但直到 2000 年首個 ADC 藥物 Mylotarg 獲批,這項技術才正式走入了臨床。然而,第一代 ADC 面臨藥物抗體比(DAR)不穩定、連結鍵(Linker)易提早裂解等問題,就像是一場早期的足球賽,球員(抗體)雖然找到了球門(靶點),但球(載荷藥物)卻常常在傳球過程中(循環系統)就不慎遺失,不僅沒得分,還誤傷了場邊的觀眾,產生系統性的副作用。   隨後的二十年間,ADC 研發經歷了爆炸性增長,目前全球有超過 400 種 ADC 正在研發中。我們逐漸發現,ADC 的作用機制遠比早期認為的「結合、內吞、釋放」的簡單模型(Cartoon model)更為複雜。在臨床應用上,儘管第三代 ADC(如 :DS-8201/Enhertu)在乳癌等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抗藥性(Resistance)與肺部毒性(ILD)等副作用,仍是我們在面對病人時,必須謹慎應對的「客場挑戰」。   二、賽車級的工程優化與多維度戰術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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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3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雙重標靶治療進展:Encorafenib/Binimetinib 與 Dabrafenib/Trametinib 之藥效學、臨床療效與安全性深度比較分析

導論與分子病理學背景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驅動基因突變譜系中,具備有BRAF基因突變大約佔總體病例的 3% 至 5%,其中以 BRAF V600E的點突變最為常見,約佔所有 BRAF 突變肺癌的 50%,即整體非小細胞肺癌的 1% 至 2%。   BRAF V600E 屬於第一類(Class I)的單體激酶突變,能誘發無需上游 RAS 蛋白激活的持續性單體構型活化,進而強烈刺激下游的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ERK)傳導路徑,驅動癌細胞的異常增殖與存活。      然而單獨使用 BRAF 抑制劑可以阻斷該傳導路徑時,腫瘤細胞經常會藉由解除負回饋機制,進而引發 RAF 二聚化或上游的信號旁路再活化,導致單藥治療的客觀緩解率與緩解持續時間受限。因此,使用BRAF 抑制劑聯手MEK 抑制劑的治療方案可以進行「縱向雙重路徑阻斷」(Vertical Dual Pathway Blockade),目前已成為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之標靶治療的核心策略。      若將此分子機制投射至體育賽事,這種雙重標靶機制極為類似於籃球比賽中的全場包夾防守策略(Full-Court Press and Double-Team Defense)。單用 BRAF 抑制劑如同僅派遣一名後衛防守對手的明星控球後衛(BRAF基因突變),對手仍然可以透過橫向傳球或回傳(負項回饋解除與旁路的傳導)將球轉移給其他隊友而繼續得分;而加入 MEK 抑制劑則相當於啟動第二名防守球員,在關鍵傳球路線(MEK 激酶)上執行高壓力的雙人包夾,徹底封死下游的信號傳遞,使腫瘤細胞無法完成其增殖戰術。   目前臨床上針對 BRAF V600E 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已有兩組雙標靶方案已經獲得主管機關批准並列入國際指引的推薦:即新一代組合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簡稱 Enco/Bini),以及較早上市的 Dabrafenib 聯合 Trametinib(簡稱 Dabra/Trame)。      Encorafenib 聯合 Binimetinib 之藥理學特性與 PHAROS 試驗數據解析 藥效學與藥動学獨特性 Encorafenib 為一種口服、高度選擇性的可逆性 RAF 激酶抑制劑,而 Binimetinib 則為 ATP 非競爭性的可逆性 MEK1/2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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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14

鎖定隱形碉堡的精準導引飛彈:解構 Zolbetuximab 在晚期 HER2 陰性胃癌與胃食道交界處腺癌的臨床突破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Zolbetuximab(商品名:Vyloy,威絡益)是首創針對 Claudin 18.2 (CLDN18.2) 的單株抗體,精準破壞腫瘤細胞。適用對象為晚期無法切除或轉移性胃腺癌 / 胃食道交界處 (GEJ) 腺癌,且為 HER2 陰性、CLDN18.2 陽性者。CLDN18.2的檢測標準是以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 (IHC) 評估,需達到大於75%或等於的活體腫瘤細胞呈現中度至強烈細胞膜染色 (Moderate-to-Strong Membranous Staining)。   Zolbetuxima的治療方案是協同 Fluoropyrimidine 及 Platinum-based 化療併用,作為生物標記導向 (Biomarker-driven) 精準治療。臨床管理上需要嚴密監測噁心、嘔吐、食慾不振及疲勞等常見毒性;胰臟癌之應用目前仍處於研究階段。   一、突破晚期胃癌治療的僵局與戰略瓶頸 晚期胃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處腺癌長期缺乏有效的生物標記治療標的,特別是在 HER2 陰性族群中,急需全新標靶機制的引入。   身為第一線面對晚期胃腺癌(Gastric Adenocarcinoma)與胃食道交界處腺癌(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GEJ] Adenocarcinoma)的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這些患者在面對晚期無法切除或轉移性疾病時的困境。長期以來,傳統化學治療(如: Fluoropyrimidine- and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是我們的戰略主軸,然而預後依然嚴峻。雖然 HER2 標靶藥物的問世為部分陽性患者帶來曙光,但臨床上仍有大量 HER2 陰性的胃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處腺癌患者,缺乏明確且具變革性的個體化精準治療標的。   如果將腫瘤治療比喻為地緣政治中的軍事衝突-正如現代戰場如美伊戰爭或中東局勢一般。敵軍(腫瘤細胞)往往隱匿於複雜的城市建築(正常組織與微環境)之中。傳統化學治療就像廣域無差別轟炸,雖然能消滅敵軍,卻不可避免地對周邊平民(正常組織)造成大規模連帶損傷(毒副作用)。而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就是一個能在敵軍陣地中發射「獨特辨識信號」的標的,以便部署高精度導引飛彈進行精準打擊。   二、Zolbetuximab 的作用機制與精準的打擊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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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戰最剽悍的腦瘤對手:從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GBM)的 MRI 影像演變解析腫瘤微環境與多模態戰術部署

本文深刻剖析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 GBM)在磁振造影(MRI)上的典型特徵與迅速惡化的病理機制,並藉由運動競技的比喻,協助讀者更直觀地理解腫瘤缺氧壞死、血管源性水腫與多模態治療之協同作戰策略。   一、僅僅一個月便改寫局勢的惡性巨獸 膠質母細胞瘤(GBM)為成人最常見且極具侵襲性的原發性惡性腦腫瘤,其臨床特色為進展極快、易引發顱內高壓與神經功能缺損,GBM 的病程推進往往令人措手不及。MRI (磁振造影)呈現高度異質性與中央壞死。   臨床上,GBM患者常以頭痛、癲癇發作、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認知功能改變以及顱內壓增高為首發症狀。若未能在第一時間進行介入,其病程進展之迅猛,常在短短數週內出現驚人的影像學變化。   以神經影像學之MRI觀察,未治療的 GBM 可以在一個月內從相對局限的實體腫瘤(mostly solid lesion),迅速演變為具有典型「不規則厚環狀增強」(Irregular thick ring or nodular enhancement)及明顯「中央壞死」(Central necrosis)的巨型病灶。   過度高位壓迫導致的後防空洞(中央壞死機制) 機制解析: GBM 的細胞增殖速度極快,迅速超過了周圍的血管新生(Angiogenesis)所能供應養分與氧氣的極限。當腫瘤中心極度缺氧(Hypoxia)且缺乏養分時,腫瘤核心細胞便會發生大量壞死,在 T1-contrast MRI 上顯現為黑色低訊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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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0 1

突破免疫防線:化療合併 CIK/DC-CIK 免疫细胞療法在食道癌治療中的新視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食道癌治療面臨傳統化療的免疫抑制瓶頸,而細胞免疫療法成為突破口。 食道癌(Esophageal cancer, EC)作為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多數患者確診時已屬局部晚期或發生遠端轉移,傳統手術切除效益有限,系統性化學治療雖能殺傷腫瘤,卻也無情地摧毀了患者體內的免疫功能。   這就像是一場棒球比賽中,球隊的牛棚投手(免疫細胞)在連續高強度出賽後耗盡體力,導致防線徹底崩潰,使腫瘤細胞更容易死灰復燃與轉移。 透過自體細胞激素誘導殺手細胞(解決方案:CIK)或樹突細胞結合 CIK 细胞(DC-CIK)的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Adoptive immunotherapy)聯合化學治療,能有效修復並重建患者的抗腫瘤免疫反應。 結語:臨床證據顯示,這種綜合治療模式不僅安全可靠,還能顯著延長整體生存期,改善生活品質,為晚期食道癌患者帶來全新的生存希望。   問題背景:傳統化療的困境與免疫防線的崩塌 化學治療在殺傷腫瘤的同時,亦對宿主免疫系統造成嚴重的免疫抑制。 在臨床實務中,食道癌患者面臨的主要危機在於確診時往往已進展至晚期浸潤。此時,全身性化學治療成為不可或缺的抗癌主力,但其伴隨的毒副作用石卻常令患者難以耐受。若將腫瘤治療比作一場激烈的籃球賽,傳統化療就像是主力球員在場上進行高強度的全場緊迫盯人,雖然能強行得分(殺傷部分癌細胞),但體能消耗極大,甚至會讓球隊的防守核心(如:CD3+, CD4+ T 細胞及自然殺手細胞 NK cells)因過度疲勞而集體受創。   這種由化學治療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Immunodeficiency),會直接削弱宿主的抗腫瘤免疫(Antitumor immunity),導致微小殘留病灶無法被清除,進而增加癌症復發與轉移的風險。因此,如何在清除腫瘤的同時修復患者的免疫防線,成為當前腫瘤科醫師亟需克服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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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5 1

精準醫療的魔法子彈:解構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的多維戰術

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s,簡稱 ADC)透過結合標靶專一性與強效細胞毒殺能力,正在改寫腫瘤治療的戰術版圖。   在日常的面對晚期實體腫瘤或血液惡性腫瘤的臨床對戰中,我們時常面臨傳統化學治療「敵我不分」的困境-就像是一場在陶瓷店裡打棒球的比賽,雖然把對面的投手(腫瘤細胞)解決了,但也把周邊無辜的正常器官組織之正常細胞砸得粉碎。這種全身性毒性往往限制了藥物的劑量強度(Dose intensity)。   然而,隨著抗體藥物複合體(ADC)機制的演進,這種「傷敵一萬、自損八千」的窘境終於有了突破性的解方。ADC 的運作邏輯就像是一場精密的籃球戰術:由單株抗體擔任場上視野極佳的控球後衛,精準鎖定並辨識癌細胞表面表現的特定抗原(Antigen);而帶有強效細胞毒殺機制的化學藥物載荷(Payload)則是禁區內的強力中鋒,負責給予致命一擊。這種結合讓藥物不再盲目衝撞,而是進行一場高效率的「導向飛彈」式打擊。   ADC 的六大作用機制(Mechanism of Action)展示了從標靶結合、胞吞內化到最終細胞毒殺的完整分子路徑。   要掌握 ADC 的臨床表現,我們必須將視線拉進細胞內部的分子機轉。整個機制可以拆解為六個連續的戰術步驟: 首先是與目標結合(Target Binding),ADC 透過抗體端專一性地結合到癌細胞表面表現的抗原上。這就像是在足球場上,前鋒精準的卡位並黏住對方防守球員。 接著是內化作用(Internalization),整個 ADC-腫瘤抗原複合物透過受體所介導的胞吞作用(Receptor-mediated endocytosis)被帶入細胞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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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9

靶向降解新紀元:PROTAC 如何改寫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乳癌治療賽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多數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患者在接受現行荷爾蒙治療合併 CDK4/6 抑制劑後,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治療抗性,目前二線治療尚無明確標準方針。   創新突破之PROTAC(PROteolysis TArgeting Chimera),荷爾蒙受體之降解劑作為一種新興藥物,利用細胞內天然的蛋白質清理機制,展現了超越傳統選擇性雌激素受體降解劑(SERD)的治療潛力。   問題背景:球場上的戰術僵局 作為腫瘤科醫師,我們深知在治療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時,就像在進行一場激烈的足球賽。我們現有的「主力戰術」是內分泌治療搭配 CDK4/6 抑制劑,這能有效地阻斷癌細胞的生長訊號。然而,比賽進入後半場,癌細胞往往會進化出「變異」來規避防守(例如: ESR1 基因突變),導致治療抗性,這好比防守球員已經熟悉了我們的戰術,導致進攻效率大幅下降。   傳統的藥物(如 SERM、SERD)多採取「一對一」的防守策略,必須佔據受體的配體結合位點才能發揮作用。然而,當癌細胞中受體數量過多或發生突變時,這種「一對一」的防守顯得力不從心,且往往因為藥物依賴結合平衡,難以達到徹底的封鎖效果。   解決方案:PROTAC,球場上的「清道夫」 PROTAC 的出現,為這場戰術僵局帶來了改變。若將癌細胞比喻為一個雜亂的足球場,PROTAC 就是一位配備了「精準導航系統」與「強力清潔工具」的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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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劍合璧:Inavolisib 聯手 CDK4/6 抑制劑精準圍剿 PIK3CA 突變乳癌的分子機制與策略優化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當核心戰術被「後門切入」,CDK4/6 抑制劑的抗藥困境 PIK3CA的基因突變是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晚期乳癌中主要的致癌驅動變異與內源性抗藥因素。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乳癌患者中,大約有 70% 的病例屬於此亞型。雖然荷爾蒙治療聯手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 4/6(CDK4/6)抑制劑已經成為當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晚期乳癌的標準一線治療,並顯著地延長了患者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但大約有 30% 至 50% 的患者同時攜帶 PIK3CA 基因突變。這種突變會導致 PI3K/AKT/mTOR 訊號通路的異常持續激活,成為導致荷爾蒙治療與 CDK4/6 抑制劑抗藥的核心機制。   PI3K 訊號通路的異常活化如同籃球比賽中的「後門戰術」,直接繞過了 CDK4/6 抑制劑在 G1/S 期的防守封鎖。 正常情況下,CDK4/6 抑制劑的作用是阻止了視網膜母細胞瘤蛋白(Rb)的磷酸化,從而將癌細胞週期遏制在 G1 期,防止其進入 S 期進行 DNA 的複製。然而,當 PIK3CA 發生熱點突變(如:螺旋區的 E542K、E545K 或激酶區的 H1047R)時,異常積累的 PIP3 會全面活化下游的 Akt 與 mTORC1。這條過度活躍的旁路,就像是敵方球隊在正面進攻受阻時,突然發動強大的「後門切入」(Backdoor Cut),直接上調上游的Cyclin D1 的表達與穩定性。這不僅抵消了 CDK4/6 抑制劑的阻斷效應,更促使 Rb 蛋白重新發生磷酸化,並釋放 E2F 的轉錄因子,讓癌細胞得以「輕鬆得分」,順利逃逸而進入 S 期,進行增殖。   傳統單一標靶治療的臨床療效受限,亟需能夠同時兼顧信號通路阻斷與細胞週期控制的聯合優化策略。 雖然第一代或非選擇性的 PI3K 抑制劑曾經被嘗試用於臨床,但由於缺乏亞型的選擇性,往往會伴隨著嚴重的全身性副作用,例如:高血糖與嚴重皮疹,這極大地限制了其治療的窗口。當單獨使用 PI3K 抑制劑時,癌細胞也極容易透過上調 Cyclin E-CDK2 複合物、或激活 RAS/RAF/MEK/ERK 等代償性的有絲分裂通路來產生抗藥性。因此,在臨床實務中,如何精準地且安全地「雙重包夾」PI3K 訊號通路與細胞週期,成為克服荷爾蒙受體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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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聯手還是高價板凳?Inavolisib 三聯療法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晚期乳癌的藥物經濟學賽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PIK3CA 突變的「防守反擊」,高昂醫療成本的「全場壓迫」 突變導致荷爾蒙治療抗藥,使晚期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乳癌面臨一線治療的「進攻瓶頸」。 在與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晚期乳癌對抗的漫長賽季中,荷爾蒙治療(如 芳香環酶抑制劑AIs 或 Tamoxifen)向來是穩健的「防守核心」。然而,大約有 40% 的患者會出現 PIK3CA 突變,這就像是敵方陣營成功執行了「防守反擊」。突變異常激活了 PI3K-AKT-mTOR的訊號傳遞通路,讓腫瘤細胞在低雌激素的「全場壓迫」下依然能繞過防線、持續增殖,導致嚴重的荷爾蒙治療抗藥(Endocrine Resistance)。 . 這時,傳統的 CDK4/6 抑制劑聯合fulvestrant雙聯療法,在控球率上便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雖然新一代首款獲批用於實體癌症的 PI3K alpha抑制劑 Inavolisib(選擇性抑制 p110 alpha催化亞基並降解突變蛋白)在 INAVO120 臨床試驗中展現出驚人的進攻火力-將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顯著延長至 17.2 個月,相較於對照組的 7.3 個月,硬是幫患者多阻擋了 9.9 個月的疾病惡化,並將總生存期(OS)增加了 7 個月(34.0 vs 27.0 個月)。 然而,這套強力的「三聯療法」(Inavolisib + Palbociclib + Fulvestrant)雖然在臨床療效(Efficacy)與安全性(Safety Profile, SAE 導致停藥率僅 6.8%)上拿下了 MVP 級別的數據,其高昂的藥費卻成了健保體系與患者難以承受的「財務壓迫」。 如何評估這項新武器的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與實質價值(Real-world Value),成了醫學決策者與臨床醫師必須精算的一場「藥物經濟學(Pharmacoeconomics)賽局」。   解決方案:引進藥物經濟學「金流裁判」 透過分區生存模型(Partitioned Survival Model)的精算,當前定價下的 Inavolisib 三聯療法在美國超出意願支付閾值。為了釐清這場賽局的得失,最新的藥物經濟學研究採用了分區生存模型(Partitioned Survival Model),將患者的生命歷程劃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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