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癌症大小事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癌症相關疲憊 (Cancer-Related Fatigue, CRF) 在接受 Palbociclib 聯合在荷爾蒙治療的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轉移性乳癌 (MBC) 患者中，臨床報告發生率約為 23.9%。 此種疲憊常迅速發生，且約 15% 患者報告有嚴重的症狀及功能障礙。臨床醫師應注意，治療前較低的絕對嗜中性白血球計數 (ANC) 與 較長的睡眠時數，是預測此類「治療中出現之疲憊」的關鍵風險指標。   被輕忽的「隱形毒性」 在轉移性乳癌的治療領域，CDK4/6 抑制劑（如: Palbociclib）無疑是提升患者生存期的關鍵前鋒。然而，如同足球比賽中主力球員在長期高強度奔跑後出現的疲勞，這種「癌症相關疲憊」(CRF) 雖常被視為非血液學毒性，卻是嚴重影響患者生活品質的主因。過去臨床試驗多依賴醫師評估 (CTCAE)，往往低估了患者的主觀感受。我們需要將視角切換至「以患者為中心」的評估體系，深入剖析此類疲憊的發生機制與預測因子。 從「先發陣容」數據中預見疲憊 就像職業運動員需要透過睡眠追蹤與運動數據（Metabolic Equivalent of Task, MET）來調整訓練菜單，我們也可以利用特定指標來預測這場治療賽事中可能出現的疲憊。研究顯示： ANC 的「體能門檻」：研究指出，治療前較低的 ANC 值預測了較高的疲憊風險。Palbociclib 引起的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Neutropenia）與傳統化療的骨髓毒性不同，其更像是一種細胞週期的「暫停機制」，旨在誘發造血祖細胞的暫時性休眠 (Cellular Quiescence)，而非細胞死亡。有趣的是，治療期間的 ANC 波動與疲憊並無顯著關聯，這意味著「戰鬥前的體能基線」比「賽中波動」更具決定性。 睡眠的「長短板效應」：就像籃球賽中防守核心若睡眠不足會導致比賽狀態下滑，治療前報告「長睡眠」（>9 小時）的患者，發生疲憊的機率顯著較高。治療期間若出現睡眠時數異常拉長，也往往與 Fatigu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Therapy Fatigue Scale, FACIT-F) 評分下降相關，這可能是一種代償性的生理需求。   面對開始使用 Palbociclib 的患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轉移性乳癌患者中，HER2低表達(HER2-low )的預後及治療意義尚未明確。   HER2低表達與HER2零表達在接受 CDK4/6 抑制劑治療作為第一線治療時，是否會導致不同的臨床預後？在這項針對 309 位患者的後續分析中，無論是客觀反應率 (ORR)、無疾病惡化存活期 (PFS) 或整體存活期 (OS)，兩組之間均無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球場上的戰術佈局與抗藥性困境 CDK4/6抑制劑為當前治療標準，但抗藥性仍是挑戰。 HER2低表達在 ADCs 治療中的崛起引發了對其在內分泌治療中影響的探討。在轉移性乳癌 (MBC) 的治療領域，CDK4/6 抑制劑聯合荷爾蒙治療 (ET) 堪稱目前的「黃金陣容」，如同在足球場上由明星前鋒領銜的進攻體系，穩定且有效地將腫瘤疾病惡化延後。然而，臨床上最令我們頭痛的，莫過於如同對手隨時會變陣形的「抗藥性」問題。 近年來，隨著抗體藥物複合體 (ADC) 如:trastuzumab deruxtecan 的興起，HER2低表達之這一族群成為了焦點。這好比在籃球賽中，我們發現了某種特定的防守弱點，便開始重新檢視陣容組成。然而，這種在 ADC 治療中具備「預測性」價值的生物標記，在我們常規的「荷爾蒙治療 + CDK4/6抑制劑」體系中，究竟是能改變戰局的關鍵球員，還是僅僅是一個干擾觀賽視線的「煙霧彈」？這正是我們需要釐清的問題。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CDK4/6 抑制劑合併內分泌治療已成為 HR+/HER2- 轉移性乳癌（MBC）的標準治療，能延長生存期，但約 25% 的患者在治療初期會經歷快速出現、臨床意義重大的「癌因性疲憊」（Cancer-Related Fatigue, CRF）。   這種疲憊與細胞週期抑制劑造成的骨髓功能短暫休眠無關，反而是受治療前基線因素（如較低的中性白血球絕對計數 ANC、較長的睡眠時間）及治療期間行為改變（如:睡眠延長）的顯著預測。   臨床建議： 醫師需重視患者自述結果（PROs），並在第二個治療週期前加強評估，針對高危險族群進行早期預防性行為諮詢。   當治療的「進攻」碰上患者的「疲憊」 在晚期乳癌的治療領域中，我們就像是球隊教練，致力於運用 CDK4/6 抑制劑（如:Palbociclib）這種強效戰術，將癌症的生存期延長。然而，治療的「進攻」並非毫無副作用。臨床試驗顯示，醫師評估的疲憊發生率往往被低估。這就像是一場高強度的足球賽，雖然戰術完美執行，但球員（患者）在場上的體能狀態卻大幅下降。我們不僅要關注腫瘤的「得分」（疾病控制），更要關注患者的「續航力」。癌因性疲憊（CRF）是不同於一般的體力消耗，它與近期的活動量不成比例，常導致患者中斷治療，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針對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的晚期乳癌患者，在使用首款 CDK4/6 抑制劑產生抗藥性後，如何選擇後續治療仍具挑戰。本案例顯示，即便在 palbociclib 治療出現臨床惡化後，接續使用 abemaciclib 聯合荷爾蒙的治療，仍可能在特定患者群中獲得超過 20 個月的疾病控制。此策略的成功潛在機制與藥物結構差異（對 CDK4/6 的選擇性與激酶抑制廣度）相關，需更精確的生物標記來引導治療決策。   轉移性乳癌的抗藥性難題 CDK4/6 抑制劑雖為標準治療，但抗藥性出現後缺乏明確的續接指引。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的晚期乳癌（Metastatic Breast Cancer）的診療中，CDK4/6 抑制劑的問世無疑是改變了遊戲規則，將患者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提升至新的高度。然而，就像一場足球賽，即使我們在開場階段透過 CDK4/6 抑制劑成功壓制了腫瘤的進攻，隨著比賽的深入，腫瘤細胞總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戰術」來繞過防線，造成抗藥性。   目前的臨床困境在於，當一線治療失效後，我們該如何調度陣容？臨床數據顯示，直接切換另一款 CDK4/6 抑制劑的效果往往不如預期，中位 PFS 僅約 5 至 8 個月。這就像是在球場上派上防守型中場，卻無法有效破解對手的進攻組織。特別是對於僅有骨轉移的患者，RECIST 1.1 評估標準有時難以精準反映真實的疾病負荷，治療決策更依賴腫瘤標記（如:CA15-3）動態、臨床症狀與影像學的綜合判斷。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不僅要「延長賽」，更要守住「生活品質」 在參考文獻:的轉移性乳癌治療中，CDK4/6 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受治療已成為標準一線治療。這類藥物的作用機制，就像是在癌細胞的細胞週期中，精準攔截了負責啟動分裂的「中場指揮官」（CDK4/6），迫使細胞分裂的節奏「停擺」，從而達到延長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的臨床效果。   然而，如同職業球隊為了贏得比賽，必須在戰術與球員體力消耗間取得平衡；在晚期乳癌的長期治療中，除了追求延長病患的存活期，評估治療對病患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影響，對於臨床決策是同樣的至關重要。目前關於此藥物類別對生活品質的系統性綜合評估仍有待釐清。   本研究透過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深入剖析了 CDK4/6i 對生活品質( HRQoL )的臨床表現，旨在協助臨床醫師在追求治療效益與維護病患生活品質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策略分析：精準評估治療對病患的「陣痛期」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的晚期乳癌治療中，第一線使用 Palbociclib 聯合芳香環酶抑制劑（AI）展現了良好的臨床效益。數據顯示，年齡與內臟轉移是影響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與整體存活期（OS）的關鍵因子，而患者的共病症負擔並未顯著影響治療成效，顯示該藥物具有良好的耐受性與適應性。   球場上的戰術佈局與臨床困境 在治療晚期乳癌這場漫長的球賽中，CDK4/6 抑制劑的出現，猶如為球隊引進了一位頂級的「防守中場」。它的作用機制在於精準抑制細胞週期的關鍵調控因子-CDK4/6，將腫瘤細胞鎖定在細胞週期的 G1 期，使其無法進入分裂階段。   然而，臨床研究往往如同職業聯賽的「明星賽」，篩選出的參與者多為身體狀況良好的菁英，與我們在真實世界（Real-World）門診中面對的「多元陣容」有所差異。現實中的患者通常年齡較大，且常伴隨多種慢性共病症（Comorbidities）。正如一位教練在調度球員時，必須考量球員的體能極限與潛在傷病史，我們在為晚期乳癌患者選擇 Palbociclib 加上芳香環酶抑制劑的治療組合時，也必須審慎評估：這些共病症是否會影響藥物在體內的藥物動力學（Pharmacokinetics）表現，進而拖累整體治療戰果？   真實世界的數據驗證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面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的轉移性乳癌患者時，共病症（如高血壓、糖尿病、腎病、憂鬱症等）不僅會影響生存率與生活品質，更限制了治療選擇。透過心血管、代謝、腎臟、老年醫學等多專科背景的專家共識，針對七大領域共病症制定個體化評估與用藥建議，以優化 CDK4/6 抑制劑 (CDK4/6i) 的療效並減少毒性。   球場上的複雜戰局 想像一場高強度的足球賽，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治療就像是我們的「前鋒」，目標是精準打擊腫瘤以阻斷細胞週期，這是 CDK4/6 抑制劑的核心機制。然而，現實臨床中，我們的患者往往並非「單純的運動員」。 大約三分之一的乳癌患者在診斷時已合併其他慢性疾病（共病症），這比例在老年患者中更高達 42%。這些共病症就像球場上隱藏的「干擾因素」： 多重用藥 (Poly-medication) 的陷阱： 患者可能同時服用多種藥物，導致潛在的藥物交互作用，增加了藥物毒性與副作用的風險。 臨床試驗的侷限： 由於嚴格的入選標準，許多合併共病症的患者被排除在臨床試驗之外，導致我們在真實世界 (Real-world) 面臨治療決策時，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   擬定「防守與進攻」的戰術分工 正如籃球比賽需要防守球員來鞏固禁區，治療這些共病患者需要心血管、代謝、腎臟等多專科醫師的「團隊防守」。針對臨床最常見的七大治療領域，專家小組提出以下關鍵管理建議：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對於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轉移性乳癌，目前臨床常規治療為 CDK4/6 抑制劑合併荷爾蒙治療。由於缺乏直接的頭對頭（Head-to-head）臨床試驗，臨床醫師在選擇 CDK4/6 抑制劑（Palbociclib vs. Ribociclib）時往往面臨兩難。OPAL 註冊研究透過傾向評分加權（IPTW）模擬了頭對頭臨床試驗，分析兩者在真實世界中的療效與安全性。   腫瘤治療中的「點球大戰」困境 在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陽性轉移性乳癌的臨床治療中，CDK4/6 抑制劑的引入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戰術升級，成功抑制了腫瘤細胞週期中的G1-S期轉換。然而，面對 Palbociclib 和 Ribociclib 這兩位實力相當的「王牌前鋒」，臨床醫師常感到猶豫。   如果把這些藥物比喻為足球隊，這場「治療之戰」就像是一場漫長的大戰。儘管在關鍵的三期臨床試驗（如:PALOMA-2 與 MONALEESA-2）中，兩者在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上表現出「勢均力敵」的數據（PFS 分別為 26.7 個月與 27.0 個月），但隨後的整體存活期（OS）分析卻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差異-Ribociclib 在特定研究中展現了顯著的延長整體存活期獲益，而 Palbociclib 則未能達到統計學顯著差異。   當我們在診間面對患者時，缺乏直接對比的「頭對頭」證據，就像教練在點球大戰前，無法得知哪位球員在巨大壓力下能踢出制勝球。我們急需從真實世界數據（Real-world data, RWD）中尋找答案，以制定更精準的個體化治療策略。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多中心隨機的第4期臨床試驗PADMA打破傳統思維，證實Palbociclib聯合荷爾蒙療法做為高風險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的一線治療，其療效與病患耐受性皆顯著優於傳統的單一化學治療。 在面對具有化療指徵（Indication for chemotherapy）的高腫瘤負荷或進展迅速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轉移性乳癌患者時，直覺戰術是否仍是立即推上傳統化療？ 長期以來，這類「看起來極具侵略性」的腫瘤常讓我們在臨床決策上陷入兩難：明知指引推薦內分泌為核心，卻因擔心療效反應不夠快，而慣性選擇化療作為一線「先發投手」。然而，最新發表在《ESMO Open》的隨機開放標籤多中心第IV期PADMA研究（GBG 93），正式為這場一線治療的調度之爭提供了關鍵的實證依據，以數據證明CDK4/6抑制劑（CDK4/6i）聯合荷爾蒙治療才是真正能穩定控場的王牌先發。 高風險患者的一線調度難題與臨床盲點 臨床上針對具化療指徵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陰性之高風險轉移性乳癌患者，一線究竟該採取「化療攻勢」還是「CDK4/6標靶藥物聯合荷爾蒙治療」，過去缺乏直接對標真實世界單藥化療的歐洲大型隨機對照試驗。 在轉移性乳癌的長期抗戰中，過往的國際指引雖然一致推薦將CDK4/6標靶藥物聯合荷爾蒙治療作為一線標準治療，但往往會留下一個隱性條款：「除非存在內臟危象（Visceral crisis）或疾病進展過快需立即化療者」。這種臨床裁量權在真實世界中，常導致許多具有高內臟轉移比例（Visceral metastases）、顯著臨床症狀（Symptomatic disease）或高腫瘤負荷的停經後婦女，被直接送去接受單一化學治療）。 過往雖有如RIGHT Choice等研究探討過CDK4/6標靶藥物Ribociclib聯合荷爾蒙治療對比多藥物化療方案的效果，但其收案對象以亞洲及年輕的停經前/圍廷經期女性為主，且對照組是毒性較高的多藥物化療方案；而另一個著名的PEARL研究，則主要聚焦於二線或三線的多線治療背景，且其後續在絕經後人群中未能觀察到顯著的無惡化存活期（PFS）優勢。因此，在以停經後歐洲患者為主、且真正對標臨床最常用單藥化療（如:Capecitabine或Paclitaxel）的一線真實決策場景中，我們長期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