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健康新聞 - 陳駿逸醫師與你癌歸於好

Sacituzumab Govitecan搭配Pembrolizumab用於晚期三陰性乳癌 ASCENT-04/KEYNOTE-D19研究告訴我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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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 ASCENT-04/KEYNOTE-D19 是一項關鍵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研究結果顯示 Sacituzumab govitecan (簡稱SG; 商品名:拓達維/Trodelvy) 聯合免疫查檢查點(Immune checkpoints)的抑制劑 Pembrolizumab (商品名: 吉舒達/Keytruda) 作為一線治療，能顯著改善 PD-L1陽性之轉移性三陰性乳癌 (mTNBC) 患者的預後。乳癌是全球女性癌症相關死亡的主要原因。三陰性乳癌是乳癌中最具侵襲性的亞型，其特徵是缺乏雌激素受體和黃體素受體的表達，以及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表達低或沒有。而轉移性三陰性乳癌的預後不佳，五年相對生存率為15%。大約有40%的三陰性乳癌其PD-L1為陽性。對於先前未接受治療、PD-L1陽性、轉移性三陰性乳癌的患者，目前首選治療方案是化療結合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pembrolizumab，基於第3期的KEYNOTE-355試驗結果，其中pembrolizumab加化療（太平洋紫杉醇或歐洲紫杉醇/卡鉑）比起單用化療，在PD-L1表達陽性（綜合陽性評分≥10；綜合陽性評分，簡稱CPS為PD-L1染色腫瘤細胞、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數除以可存活腫瘤細胞總數，再乘以100）的轉移性三陰性乳癌患者中，顯示出更長的疾病控制時間（中位數疾病控制時間分別為9.7個月對比5.6個月）以及更長的總體生存期（中位數的總體生存期分別為23.0個月對比16.1個月）。儘管這種pembrolizumab加化療的治療組合取得了改善預後的成績，但在PD-L1陽性的轉移性三陰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療中仍然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Sacituzumab govitecan 是一種滋養層細胞表面抗原 2（Trop-2）導向的抗體化療複合物藥物(簡稱ADC)，拓達維是由一個人源化抗 Trop-2 單株抗體，藉由可以水解的連接子，連接到拓撲異構酶 I 抑制劑- SN-38 所組成的ADC。拓達維在多個國家獲准可以用於接受過至少兩種全身性治療（至少有一次是在轉移性疾病背景下）、患有轉移性三陰性乳癌的患者，其核准之適應症源於第3 期 ASCENT 試驗，該試驗顯示拓達維與化療相比，sacituzumab govitecan 在無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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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長時間的術後輔助CDK4/6抑制劑的治療提高早期乳癌患者治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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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在乳癌治療中，NATALEE 是一項關鍵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研究 CDK4/6 抑制劑 Ribociclib（藥品名：Kisqali，中文名：擊癌利）在「早期」乳癌輔助治療中的療效。NATALEE 研究證實，對於荷爾蒙受體陽性/第2型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HER-2）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術後輔助治療如果是標準荷爾蒙治療（亦稱為內分泌治療）中，再加入CDK4/6抑制劑Ribociclib給予3年，能夠顯著降低癌症復發的風險，該研究數據顯示，相較於單用荷爾蒙治療，合併使用 Ribociclib 能顯著延長患者的侵襲性無病生存期（iDFS）。與另一項同類藥物的試驗（monarchE）相比，NATALEE 涵蓋了更廣泛的患者群體，包括第2期與第3期患者，包括了無腋窩淋巴結轉移（N0）、但卻具有高復發風險的患者。早期乳癌患者與手術後，體內經常會殘留了目前常規影像學檢查無法驗出來的微觀轉移癌細胞或持久性的癌細胞，這些處於“休眠”狀態的癌細胞是之後導致疾病復發的原因之一。若能夠將這些“休眠”的乳癌細胞給它長期的抑制，或是誘導其進入不可逆的“衰老”狀態，則可以有效降低癌症的復發風險。多年來，對於復發風險高的荷爾蒙受體陽性/ HER-2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目前已經採納了延長患者荷爾蒙治療時間的治療策略，且過去的ATLAS、aTTom等研究也證實，將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Tamoxifen的療程，從5年延長至10年，可顯著降低長期的乳癌復發風險、並改善總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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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的早期乳癌，哪些患者術後輔助治療應該要用CDK4/6標靶藥物ribocic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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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臨床試驗NATALEE以前瞻性設計的研究，突破了既往臨床將淋巴結陽性（N+）與高復發風險直接掛鉤的局限性，NATALEE結合了乳癌的解剖學與腫瘤生物學等其他風險因素重新定義“高復發風險族群”，這些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術後輔助治療應該要用CDK4/6標靶藥物ribociclib：腋窩淋巴結陽性（N+）患者：不論陽性淋巴結的數目屬於N1或 N2或N3，均重新定義“高復發風險族群”。腋窩淋巴結陰性（N0）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此類患者需滿足以下條件之一：原發乳癌的腫瘤 > 5 cm（亦即T3/T4）；原發乳癌的腫瘤大小為2-5 cm（屬於T2），且伴有組織學惡性度分級為3級（G3）；原發乳癌的腫瘤大小為2-5 cm（屬於T2），雖然組織學惡性度分級為2級（G2）但Ki-67指數 ≥ 20%；腫瘤大小為2-5 cm（T2），且為組織學惡性度分級為2級G2）同時基因檢測提示高風險。一項收錄華裔族群之真實世界癌症資料庫的大規模回顧性研究發現，符合NATALEE研究入組標準的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受體陰性的早期乳癌患者（腋窩淋巴結陽性患者、腋窩淋巴結陰性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的復發風險，是其他族群的3倍：，且這群高復發風險族群之5年的無浸潤性疾病生存率（rwiDFS）是81.37%，而非高復發風險族群之5年的無浸潤性疾病生存率是93.37%，風險比為3.03；其中符合NATALEE研究入組標準的腋窩淋巴結陰性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的次族群，其復發風險也是其餘不符合NATALEE收錄之高復發風險族群的2.16倍，並且與腋窩淋巴結有1-3顆擴散(屬於N1)患者的復發風險相似，5年的無浸潤性疾病生存率分別為85.80%(腋窩淋巴結陰性但有高復發因素的患者)和85.91%(N1患者)。另一項英國的真實世界研究也發現，符合NATALEE重新定義之“高復發風險族群中腋窩淋巴結有1-3顆擴散(屬於N1)的患者，7年無浸潤性疾病的生存期（iDFS）率和無遠處轉移復發生存（DRFS）率分別為 74% 和 82%，而該資料庫中腋窩淋巴結有1-3顆擴散(屬於N1)且有高復發風險因素的患者，其7年 iDFS 率和 DRFS 率分別為 75% 和 84%，二者復發風險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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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經完全手術切除但有高復發風險的局部晚期頭頸部鱗狀細胞癌手術後輔助治療該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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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局部晚期頭頸部鱗狀細胞癌（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A-HNSCC）通常指癌症已進展至第三期或第四期，且腫瘤體積較大（如分期之T3 或 T4）或已經侵犯頸部淋巴結，但尚未發生遠端器官轉移。多數患者診斷時已處於此階段，約佔頭頸癌病人的 60%。其原發腫瘤大小之最大直徑大於 4 公分，或原發腫瘤已侵犯至深層組織、神經、骨骼或顱底。或是癌細胞已擴散至頸部淋巴結，可能出現單側或雙側淋巴結腫塊。由於局部晚期頭頸部鱗狀細胞癌的病情較為複雜，臨床上多採「多學科醫療團隊」合作，結合手術、放射治療（電療）及化學治療的綜合療法。自2004年以降，術後高劑量順鉑同步放化療一直是接受完全切除且存在高復發風險的局部晚期頭頸部鱗狀細胞癌患者（包括有淋巴結包膜外擴散 (Extracapsular nodal spread)、手術切緣不乾淨 (Positive margins)、侵犯血管或神經 (Lymphovascular/Perineural invasion)）的標準治療方案。然而，即便接受該高強度標準治療，仍有將近 50% 的機率在治療結束後3年內出現局部區域復發或遠處轉移。一旦發生復發或轉移，患者往往會無法接受根治性治癒的機會，預後極差，臨床上亟需要有新方案來進一步降低復發。針對頭頸部鱗狀細胞癌 (簡稱HNSCC)，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簡稱ICIs）已成為晚期、復發或轉移性個案的重要治療手段。這類藥物主要透過阻斷癌細胞用來逃避免疫攻擊的信號通路，重新激發 T 細胞的殺傷力。但在探索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於局部晚期頭頸部鱗狀細胞癌的根治性治療中的角色，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pembrolizumab於KEYNOTE-412等多項大型隨機試驗的表現不如預期，且此類試驗主要針對未切除且伴隨有大體積的腫瘤患者，結果顯示在標準放化療基礎上搭配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pembrolizumab的免疫治療，並未帶來顯著的存活上的加分，且PD-L1表達的評分也無法有效篩選出獲益人群。但免疫治療的療效在局部晚期頭頸鱗癌中的療效，可能會受到腫瘤負荷的影響。所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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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2陽性早期乳癌術前的輔助治療方案一定要加上卡鉑化療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針對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HER2）早期乳癌的前輔助治療方案，雙標靶治療的加入，顯著提升了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治癒率。「雙標靶治療」指是的同時使用兩種HER2標靶藥物，通常為Trastuzumab(賀癌平/Herceptin )與Pertuzumab (賀疾妥 /Perjeta）搭配化療，能顯著提高術前病理完全緩解（pCR）率（超過5-6成），顯著降低高復發風險病人的復發風險，部分高風險患者健保已有給付。現已有雙標靶治療的皮下注射劑型-Phesgo，只需5-8分鐘，大大提升治療便利性。在 HER2 陽性早期乳癌的治療中，pCR（病理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是衡量術前輔助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成效最重要的指標。什麼是 pCR？pCR 指的是患者在接受術前標靶合併化療後，進行手術切除的腫瘤組織中，經病理檢驗已找不到具活性的癌細胞。這被視為治療非常理想的訊號，能顯著降低日後的復發風險並提高整體存活率。目前的治療指引會根據術後是否達到 pCR 來調整「術後輔助治療」的策略。達到 pCR 者 (pCR)其預後之復發風險較低；後續治療是術後通常維持原有的單標靶或雙標靶治療，接續完成滿一年的療程，以進一步鞏固療效。但未達 pCR 者 (non-pCR)，殘留癌細胞意味著較高的復發風險，根據研究，non-pCR 者的復發風險約為 pCR 者的 2 倍。對於未達 pCR 的高風險患者，目前臨床建議轉換強化治療，使用14個療程的抗體藥物複合體（ADC，如 T-DM1、優赫得）來進行強化輔助治療。提高術前輔助治療後的病理完全緩解率（pCR），對HER2陽性早期乳癌的預後有著關鍵性的臨門一腳。目前提高pCR的關鍵策略是術前就開始使用「雙標靶治療（Trastuzumab + Pertuzumab）合併化療」；此策略有機會可以大幅提升腫瘤消除率，達到pCR可顯著降低復發風險。但另一個提昇pCR的關鍵策略是術前輔助化學治療的改良，這部分還有些爭議，比如: 術前的輔助化療方案，在紫杉醇為基礎之方案中，一定要加上卡鉑化療嗎? 為此，發表於2026年臨床腫瘤學期刊的一項大型多中心Ⅲ期隨機非劣效試驗neoCARHP，針對HER2陽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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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EE研究證實 ribociclib有效增加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的無侵襲性疾病的存活期（亦即i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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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 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女性患者，對於術後輔助治療是否有效，術後復發風險是否真正能夠被降低，是臨床上關心的問題。近年來，無侵襲性疾病的存活期（亦即iDFS）是目前普遍被藥物監管機構認可，用於評估新藥在術後輔助治療是否有療效的重要指標。在癌症的臨床試驗，研究設計中的主要終點是必須要在“臨床獲益的明確性”、“研究實施的可行性”、“研究結果解讀的可靠性”之間取得平衡。一般來說，整體生存時間（亦即OS）常被視為癌症治療是否能夠幫助到病患的“黃金標準”。但在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女性患者，尤其其病程相對長、復發與死亡事件大多發生較晚，若將OS作為主要研究的終點，往往需要有更長的追蹤時間才能累積足夠的事件數，才能獲得OS的成熟數據。這也會衍生兩個直接問題，首先，研究結果的產生會明顯地延宕，可能造成有效方案未能告儘早嘉惠患者；其二，隨著癌症復發後的治療選項，不斷推陳出新且療效持續改善中，所以OS的結果很容易被後線治療的差異所稀釋或遮蔽，使得研究藥物在術後輔助治療階段是否真能減少風險的效應更難以被辨別。而iDFS（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無侵襲性疾病的存活期）是評估癌症（特別是乳癌）治療效果的關鍵指標，指從隨機分組或手術治療開始，直到發生任何包含所有局部、區域或遠處的「浸潤性」癌復發。不單指原癌處，也包括對側乳房或其他器官出現的新癌、以及第二原發癌、或因任何原因死亡的期間。iDFS常作為臨床試驗評估新型標靶或化療藥物效能的主要終點。在臨床研究中，多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乳癌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紛紛以iDFS為主要研究終點，並取得重要的結論：例如TAILORx研究則是借助iDFS的評估，證實21基因表達評分的晶片檢測，在指導HER2陰性/荷爾蒙受體陽性的早期乳癌患者是否能夠豁免化療方面有其臨床的價值。iDFS是乳癌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中更加貼近臨床可接受的目標、更符合研究可行性的指標。能夠更早判斷復發風險是否因研究藥物的介入被有效降低，並為乳癌術後輔助治療藥物是否能夠轉化更長期的存活，提供了更早期且有力的證據鏈支撐。因此，乳癌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迫切需要一個既能更早反映療效、又儘量不會受到後續治療干擾的替代終點。在這一背景下，iDFS慢慢被廣泛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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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癌症免疫治療新進展-克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新策略

消化道癌症免疫治療新進展-克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新策略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目前，美國FDA已經核准可以用於晚期消化道癌症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僅有兩類，也就是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搭配VEGF標靶治療-bevacizumab目前僅在晚期肝細胞癌中獲得核准，而在微衛星穩定（MSS）的大腸直腸癌和胰臟癌中，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仍然不佳。下圖是美國FDA已經核准可以用於晚期消化道癌症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針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出現抗藥機制的研究揭示了例如:在胃癌/胃食道結合部癌中，PD-L1 CPS蛋白呈現陰性、高量的新生血管或單核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MDSC）的基因特徵、高間質或染色體不穩定（CIN）分型、高拷貝數改變、高可變的啟動子使用負荷、高PD-1+調節性T細胞（Treg）浸潤（尤其伴RHOA突變或MYC擴增）、MSI-H腫瘤中的低腫瘤突變負荷（TMB）或PTEN突變伴高M2型巨噬細胞的水平、以及高β-catenin/WNT信號通路啟動等，均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療效不好有關。從腫瘤微環境角度可歸納為“免疫沙漠”（對應CPS<1）和“免疫排斥”（對應高血管生成、上皮間質轉化及間質細胞富集），是兩種主要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抗藥表型。克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新策略: 利用新型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細胞激素來增強效應性T細胞的功能： TIGIT是繼PD-1和CTLA-4之後備受關注的免疫檢查點，在自然殺手（NK）細胞和效應性的調節細胞(Treg)中，TIGIT的表達最高，其與CD226形成的共抑制-共刺激信號軸，這是調控抗癌免疫的關鍵樞紐。早期臨床研究顯示，PD-1與TIGIT免疫檢查點的雙重阻斷是可以增強抗癌免疫反應。然而，卻在多項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中卻失敗，無論是在非小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黑色素瘤、肝細胞癌還是食道鱗癌中，多款抗TIGIT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合併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都未能夠達到預期療效。值得關注的是，TIGIT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Fc段功能的差異，可能會影響療效和安全性。Fc段活性保留的TIGIT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以通過Fc受體所介導TIGIT陽性之Treg細胞的耗竭和髓系細胞的重塑，但也可能帶來Treg相關的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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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遺傳癌症基因PAL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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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遺傳癌症基因PALB2（Partner and Localizer of BRCA2/BRCA2 夥伴與定位基因）是一種抑癌基因，負責修復受損的 DNA。當此基因發生致病性變異（突變）時，人體修復 DNA 的能力會下降，進而顯著增加患上特定癌症的風險。遺傳癌症基因PALB2主要負責修復 DNA的損傷，若發生遺傳癌症基因PALB2，將無法有效抑制腫瘤，導致癌症風險上升。此類突變通常會導致癌症在較年輕時發生，且被認為是僅次於 BRCA1/2 的重要遺傳性乳癌風險因素。 PALB2基因是 DNA 同源重組修復通路（HRR）中的關鍵蛋白，能作為“橋樑”將 BRCA1 和 BRCA2 聯繫起來，共同憶起修復 DNA 的雙鏈斷裂，維護基因組穩定性。也正因為這一核心功能，PALB2 被認為是“第三個重要的乳癌的易感基因”。一旦 PALB2 發生胚系突變，會導致 DNA 修復功能下降，從而顯著增加乳癌以及其他多種惡性腫瘤的風險。帶有 PALB2 突變的人群通常在較年輕時面臨較高的罹癌風險：乳癌：這是 PALB2 突變最顯著的風險，其增加的機率與 BRCA2 基因突變相似。胰臟癌：PALB2 與家族性胰臟癌有明確關聯。卵巢癌：雖然風險低於 BRCA1/2，但仍有研究指出其與卵巢癌風險增加有關。其他癌症：部分研究也探討了與男性乳癌、前列腺癌及黑色素瘤的潛在關聯。女性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其終身罹患乳癌的風險高達 32%–53%；PALB2被認為是繼BRCA1/2之後又一個高度相關的乳癌之易感基因。同時，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還可能輕度增加卵巢癌（約 3–5%）和胰臟癌（約 2–5%）的風險；男性攜帶者雖然患乳癌的絕對風險不高，但也明顯高於普通男性人群，約為 0.9%；臨床觀察顯示，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相關的乳癌多為荷爾蒙受體為陽性，其生物學特徵類似於 BRCA2 相關乳癌。這使得 PALB2 成為遺傳性乳癌篩檢中不可忽視的一環。目前針對具備遺傳癌症基因 PALB2 突變者的管理方式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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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陰性乳癌也跟著感覺走治療偏頭痛藥物助力免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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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醫學界首度發現感覺神經元會深深地影三陰性乳癌免疫治療之抗藥機制及其臨床治療策略。感覺神經通過分泌強效血管擴張神經肽降鈣素基因相關肽(簡稱CGRP)，既可引起偏頭痛的症狀，又可以引起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簡稱CAF)大量分泌膠原，形成物理屏障，阻礙免疫細胞對腫瘤的浸潤，從而導致免疫治療之抗藥。用於治療偏頭痛的降鈣素基因相關肽受體之拮抗劑Rimegepant，被發現能夠逆轉上述的過程，可與三陰性乳癌之免疫治療發會協同寮效，為克服三陰性乳腺癌免疫治療抗藥性。提供有潛力的老藥新用策略。 Rimegepant（商品名：Nurtec ODT/紐舒泰）是一種口服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受體拮抗劑，用於成人偏頭痛的急性治療及預防性治療。其特色為快速溶解的口溶錠，可在1.5小時內達到最大濃度，緩解疼痛並減少發作頻率。紐舒泰是75 毫克口溶錠，服用方法為舌上或舌下溶解，無需用水，可隨餐或空腹服用。偏頭痛急性治療需要時每日一次；偏頭痛預防性治療通常為每隔一天一次。常見副作用包括噁心，不建議在以下情形下使用紐舒泰：在重度肝功能不全病人中；在末期腎病病人中（CLcr <15 毫升/分鐘）；與強效 CYP3A4 抑制劑併用；與強效或中效 CYP3A4 誘導劑併用。發表在Cell學期刊2026年的”感覺神經元透過刺激乳癌腫瘤微環境中密集的細胞外基質來驅動免疫排除(Sensory neurons drive immune exclusion by stimulating a dense extracellular matrix in the breast cancer tumor microenvironment)”最新研究顯示，感覺神經元是三陰性乳癌生態系中佔主導地位的神經類型。在三陰性乳癌（TNBC）的腫瘤微環境中，感覺神經元（Sensory Neurons）與CGRP扮演著促進腫瘤惡化與免疫逃逸的關鍵角色。腫瘤產生的神經生長因子（NGF）會刺激感覺神經元分泌 CGRP。CGRP 與癌症相關成纖維細胞（CAFs）上的 RAMP1 受體相結合，會誘導這些細胞分泌大量膠原蛋白，形成一層「膠原蛋白圍欄」，物理性地阻擋 T 細胞進入腫瘤內部，進而逃避抗腫瘤免疫（Immune Exclusion）。機制上，腫瘤微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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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KRAS Q61H基因突變於大腸直腸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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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陳駿逸醫師 KRAS基因突變發生於超過三分之一的大腸直腸癌，主要影響密碼子 12 和 13，較少見於密碼子 61、117 和 146。其他密碼子中也曾有罕見突變的病例報告，但通常缺乏明確的功能意義。這些突變會啟動驅動細胞增殖、抑制分化並抑制細胞凋亡的途徑。KRAS 突變大腸直腸癌與預後較差、復發率較高、化療反應降低，及對 EGFR 標靶治療的抗藥性有關。KRAS Q61H這是 KRAS 基因第 61 號密碼子的活化突變。與常見的 KRAS G12 或KRAS G13 突變類似，它會導致 MAPK 信號通路持續激活。在大腸癌中，這通常預示著對抗 EGFR 單株抗體（如 Cetuximab 或 Panitumumab）具有抗藥性。依據大腸直腸癌患者的KRAS 突變狀態進行分流，現已成為治療指導標準，儘管並非所有突變都具有相同的致癌性或治療反應。過去被視為無法被證實的抑制劑，大多數大腸直腸癌是由控制細胞分裂的基因突變引發的連續過程，導致無法控制的增殖及良性息肉的形成。這些病灶可透過獲得額外的基因組變異，包括染色體異常、基因突變，以及調控增殖、分化、凋亡和血管新生的基因的表觀遺傳修飾而進展為惡性位於 KRAS基因的第 61 號密碼子（Q61），這類突變會使 KRAS 蛋白因而喪失內源性 GTP 水解能力，使其持續處於「開啟」狀態，導致 RAS 蛋白持續處於活化狀態，進而驅動下游細胞增殖。MAP2K1 p.E203K 的基因彙編碼 MEK1 蛋白，當E203K 是一種「激發性突變」（gain-of-function），會導致 MEK 蛋白不需要依賴上游訊號的啟動、而就能自主性地活化。當KRAS p.Q61H (密碼子 61 突變)與 MAP2K1 p.E203K這兩種突變同時存在時，通常預示著腫瘤對 MAPK 訊息傳遞通路（Ras-Raf-MEK-ERK）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因為KRAS 位於 MEK（MAP2K1）的上游。當兩者同時突變時，MAPK 通路會受到「雙重打擊」式的活化，這往往與大腸直腸癌更具侵略性的腫瘤行為相關。這種組合可能導致腫瘤對單一標靶藥物（例如僅使用單一 MEK 抑制劑）較快產生獲得性抗藥性，因為下游突變可以繞過上游抑制。由於當KRAS p.Q61H 與 MAP2K1 p.E203K這兩種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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