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BRAF V600E 突變是甲狀腺乳頭狀癌最主要的驅動基因，也是後線標靶藥物的重中之重。 在臨床實踐中，BRAF 抑制劑（如 PLX4720/Dabrafenib）聯手 MEK 抑制劑（如 Trametinib）雖已打破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RAIR-DTC）的治療瓶頸，但獲得性抗藥性（Acquired Resistance）始終是腫瘤科醫師在臨床遇到的最大痛點。2026年發表於 Frontiers in Oncology 的最新研究揭示了跨膜糖蛋白 NG2（Neural/Glial Antigen 2，又稱 CSPG4）在 BRAF 突變甲狀腺癌代償性治療抗藥中的關鍵角色，為逆轉標靶藥物抗藥提供了全新的轉化醫學思路。 受體酪氨酸激酶（RTK）代償激活與負回饋解除 腫瘤細胞在 BRAF標靶藥物壓力下發生的「旁路激活」，本質上是一場戰術性的「防守反擊」。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RAIR-DTC）在既往抗血管標靶治療（VEGFR-TKI）失敗後的臨床處置是極具挑戰。 COSMIC-311 研究探索性亞組分析顯示，無論患者 BRAF V600E 基因狀態為突變型或野生型， Cabozantinib（卡博替尼 / 癌必定/ Cabometyx）均可以顯著延長無進展生存期（PFS），提示 BRAF 的狀態不應限制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的後線治療應用。然而，面對需要追求高的客觀緩解率（ORR）的腫瘤負荷極大患者，雙靶聯合治療（Dabrafenib+ trametinib）亦展現出強大的縮腫瘤優勢。 VEGFR標靶抗藥後的戰術困境與 BRAF基因的判讀 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的跨線處置，需要突破多靶點耐藥與分子預後劣勢的雙重枷鎖。 在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的治療圖譜中，當一線 VEGFR標靶治療（如Sorafenib、Lenvatinib）失守後，腫瘤微環境常呈現極度複雜的代償性血管生成與下游信號通路過度激活。BRAF V600E 突變作為甲狀腺癌最常見的致病基因事件，不僅提示疾病的惡性度高、容易發生侵襲性復發，更常伴隨碘吸收功能的完全喪失。
從 BRAF 突變密碼到後线線標靶的精準抉擇：COSMIC-311 亞組分析解析與 放射性碘難治療性分化型甲狀腺癌（RAIR-DTC）全程管理戰略 閱讀全文 »
轉移性三陰性乳癌及荷爾蒙與HER2受體低表達之乳癌經多線治療後缺乏有效手段，腫瘤微環境呈現「免疫冷腫瘤」狀態，傳統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反應率偏低。 IOV-5001 採用基因工程將 IL-12「綁定/附著（Tethered）」於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的表面，實現精準地局部釋放，克服傳統 IL-12 所引起之全身性細胞激素風暴的毒性噩夢。 恰似俄烏戰爭中的「高精度海馬斯（HIMARS）補給」，無需全線鋪開鋪天蓋地的大規模重砲（全身性注射），僅在接觸敵軍的核心（腫瘤微環境）時點對點引爆強效支援。 早期的臨床試驗IOV-GE1-201（NCT07743723）針對標準治療 敗（包含 ADC 藥物 Sacituzumab govitecan、T-DXd、PARP 抑制劑及 Pembrolizumab）的晚期實體癌症與轉移性三陰性乳癌，開創全新過繼性細胞免疫療法（簡稱ACT）新紀元。 一、冷冷清清的腫瘤微環境，與後線轉移性乳癌的戰略困局 轉移性三陰性乳癌及荷爾蒙與HER2受體低表達之乳癌存在著高度異質性與免疫抑制的微環境，當現行 ADC 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出現抗藥後，臨床面臨「無槍可用」的絕境。 近年來，抗體偶聯藥物（ADC）如: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或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確實為晚期乳癌戰場帶來了曙光。然而，當患者在接連接受過前線的化療、PD-1/PD-L1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 Pembrolizumab，CPS ≥ 10）、PARP 抑制劑（帶有 BRCA1/BRCA2 突變者）以及 ADC 藥物後，疾病依惡化之時，我們的治療工具箱幾乎宣告空匱。 為什麼這些後線患者對傳統免疫治療（如:PD-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反應索然？ 根源在於「免疫冷腫瘤」的微環境限制： TIL 數量的不足與功能耗竭（Exhaustion）：腫瘤內部缺乏足夠活性與特異性的細胞毒殺姓T細胞 (CTLs)。 免疫抑制性細胞的猖獗：Treg（調節性 T 細胞）、MDSCs（骨髓來源抑制細胞）與 M2 型巨噬細胞共同築起嚴密的築壘防線。 全身性刺激的兩難：若給予強效的促發炎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如:Interleukin-12, IL-12）來「弄熱」腫瘤，過
雙特異性抗體藥物偶聯物（BsADC）是結合了雙特異性抗體的標靶精準度與ADC的細胞毒性殺傷力，為破解傳統單特異性ADC腫瘤的抗藥性與內吞遞送瓶頸提供了突破性的解決方案。 作為一名長期在臨床一線作戰的腫瘤科醫師，我們都深刻體會過抗體藥物偶聯物（ADC）帶來的治療革命。從第一代到第三代ADC，這類結合了單株抗體與強效細胞毒性有效載荷（Payload）的「載體化化療藥物」，精準地將毒素送入腫瘤細胞內部，極大地改善了HER2陽性或低表達乳腺癌等實體瘤患者的預後。然而，原發性與獲得性耐藥、腫瘤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抗原逃逸（Antigen Loss）以及內吞作用（Endocytosis）受阻，依然是我們在臨床上難以攻克的天花板。為了解決這些臨床痛點，雙特異性抗體藥物偶聯物（BsADC）應運而生，成為次世代腫瘤精準醫療的焦點。 乳癌的治療格局已跨入精準分子分型時代，但傳統單特異性ADC面臨靶點逃逸、內吞動力學差以及藥物外排等嚴重的獲得性耐藥機制。 乳癌作為全球女性發病率極高的惡性腫瘤，其治療已經 徹底走向個體化與精準化。儘管傳統ADC透過位點特異性的偶聯技術（Site-specific conjugation）實現了均一的藥物抗體比（DAR），提高了血漿穩定性與治療窗，但在長期治療後，腫瘤細胞總是能找到「逃生通道」。
EGFR 突變非小細胞肺癌併發(軟)腦膜轉移（Leptomeningeal Metastasis, LM）為臨床預後最差的極致難題，在高劑量第三代 EGFR標靶治療及鞘內化療相繼失效後，面臨無標準全身治療的窘境。 在非小細胞肺癌的精準治療時代，第三代 EGFR-標靶治療（如:Osimertinib 雙倍劑量 160mg qd）極大地改善了伴有中樞神經系統轉移患者的預後。然而，當腫瘤侵犯軟腦膜與蜘蛛網膜下腔，形成軟腦膜的轉移時，血腦屏障（BBB）與血-腦脊液屏障（BCSFB）的物理阻隔，加上腦脊液循環中腫瘤細胞的高度異質性，使得治療極具挑戰。 臨床上，這群患者在經歷高劑量的標靶治療攻防、腦部放射線治療以及 CSF 導向的鞘內/腦室內化療（Intrathecal/Intraventricular Chemotherapy）後，一旦再次出現疾病的惡化（PD），往往伴隨著嚴重神經功能缺損與惡劣的體能狀態。傳統的後線單藥化療、或免疫單藥之治療對腦脊液內的微環境收效甚微，臨床急需要能夠同時穿透、並重塑免疫與血管微環境的全新救援策略。 雙抗作用機制與臨床實證 依沃西單抗（Ivonescimab, AK112）作為 PD-1/VEGF 雙特異性抗體，結合pemtrexed與鉑類化療，在極度難治的重度治療過之腦膜轉移患者中展現出顯著的中樞神經系統與全身控病能力。 發表於 2026 年世界肺癌大會（WCLC）的這項單中心真實世界研究，精準聚焦於「高劑量三代 標靶治療 失敗」這一未被滿足的臨床痛點。研究納入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間治療的 33 例極度難治性 EGFR 突變 NSCLC 併發 LM 患者，以下為該研究的幾項關鍵突破性數據： 患者的既往治療線數中位數高達 4 線），66.7% 接受過超過4種的治療，72.7% 的基線 ECOG PS 為 2-3 分。31 例經 CSF 細胞學證實，29 例伴有腦實質轉移，且所有患者均接受過 CSF 導向的鞘內/腦室內的化療，代表了臨床上極端棘手的晚期後線人群。
【WCLC 2026 重磅解密】雙抗解鎖難治性的肺癌腦膜轉移：依沃西單抗（Ivonescimab）聯手化療突破高劑量 EGFR標靶治療失敗後的救援困境 閱讀全文 »
本篇是針對 2026 年世界肺癌大會（WCLC）最新發表的 OLCSG2101 隨機 的第二期試驗進行臨床深度解析，探討牛車腎氣丸（Goshajinkigan, GJG）對以肺癌為主的人群在接受紫杉醇（Paclitaxel, PTX）化療時，預防化療誘導周邊神經病變（簡稱CIPN）的臨床價值與潛在機制。 紫杉醇誘導神經毒性的臨床困境 CIPN 為太平洋紫杉醇為基礎化療中常見且具劑量限制性（Dose-limiting toxicity,）的毒性反應，目前臨床尚無確立的標準預防策略。 在臨床腫瘤科的日常實務中，以太平洋紫杉醇聯合卡鉑（Carboplatin）為基礎的雙藥化療，至今仍是許多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及其他實體癌症的重要治療基石。然而，太平洋紫杉醇所引發的周邊神經病變（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常成為制約太平洋紫杉醇療效的巨大瓶頸。 如果將太平洋紫杉醇對抗腫瘤細胞的過程比喻為「投手投出 160 km/h 的速球直塞打者的內角高位」，其微管蛋白（Microtubule）的穩定化作用能極其高效地摧毀快速分裂的癌細胞；但這顆剛猛的速球卻同時帶來了嚴重的「失投球側傷」。太平洋紫杉醇會沉積於後根神經節（Dorsal Root Ganglion, DRG）及周邊軸突，損害神經細胞的神經傳導與軸突運輸（Axonal transport）。 這就像「打者擊出界外球、卻直接重創了投手手腕的神經」，雖然打擊了腫瘤，但傳導神經的神經纖維（軸突）受到微血管痙攣與神經發炎的衝擊，導致患者出現末梢麻木、灼熱感甚至運動功能的障礙。一旦出現 ≥2 級（CTCAE v5.0）的 CIPN，醫師往往不得不進行劑量的減額（Dose reduction）或延遲給藥，這無疑是在棒球比賽第 8 局領先時，被迫將主投換下場，大大削弱了抗癌戰術的延續性與相對劑量強度。 OLCSG2101 隨機 II 期試驗數據與臨床解析 牛車腎氣丸（又稱濟生腎氣丸）是源自宋代漢方古籍《濟生方》的經典中藥方劑，屬於溫補腎陽、利水消腫的補益劑。它是以治療腎虛基礎的「六味地黃丸」為核心，加上肉桂、附子（即八味地黃丸），再進一步加入牛膝與車前子兩味藥材所組成（故名「牛、車」）。 牛車腎氣丸在預防性給藥下，可以顯著降低了中、重度等級的CIPN發生風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BRAF V600E 突變顯著降低腫瘤的攝取碘能力（OR=5.94），但在臨床反應率與遠期復發率上未達統計學顯著差異；這意味著 BRAF 突變是預測放射性碘抵抗性（RAIR）的分子標誌物，而非宣告 ¹³¹I 治療效能的終點。 甲狀腺乳頭狀癌占所有甲狀腺惡性腫瘤的 90% 以上。對於中高風險以及伴有遠處轉移的患者，全甲狀腺切除術後輔以放射性碘（RAI）治療是消除殘留病灶、降低復發風險的標準路徑。然而，約 15%~20% 患者於術後面臨復發，其中三分之一的復發病灶會逐漸喪失攝碘能力，演變為難治性放射性碘抵抗性（RAIR-DTC），使後續治療陷入困境。 近年來，BRAF V600E 突變在甲狀腺乳頭狀癌中的高檢出率使其成為臨床關注焦點。整合 14 項研究、2890 例患者的綜合姓分析顯示，BRAF V600E 突變體與病灶攝碘功能的喪失高度相關，特別是在復發型甲狀腺乳頭狀癌亞組中此現象更為顯著。然而，悖論在於：該突變並未直接轉化為放射性碘臨床反應率或遠期復發率的惡化。 因此，臨床醫師切不可將 BRAF V600E 突變直接等同於「¹³¹碘治療無效」。對於初診 BRAF 突變的甲狀腺乳頭狀癌 患者，仍應規範執行放射性碘清甲治療；唯有當影像學與分子影像證實存在難治性放射性碘抵抗性時，才需啟動全身性系統化治療。 BRAF V600E 透過持續激活下游 MAPK 訊號通路，下調鈉碘同向轉運體（NIS）及甲狀腺過氧化物酶（TPO）等分化基因的表達，導致細胞膜表面的「碘泵」失去功能，從而誘發難治性放射性碘抵抗性。在正常的甲状腺濾泡上皮細胞中，鈉碘同向轉運體（NIS）就像是球隊裡的「先發控球後衛」，負責精準地將血漿中的「碘離子運送到細胞內部，以完成後續的甲狀腺素合成或放射性的碘打擊。正常情況下，細胞內部的 MAPK 訊號通路是一個受嚴格調控的「戰術教練組」，只有在接獲生長因子訊號時才短暫發號施令。 當 BRAF 基因發生 V600E 點突變時，就如同「戰術教練組」突然失去理智，在場邊無休止地狂吹口哨、下達錯誤指令（MAPK 通路持續過度激活）。這套錯誤的訊號傳導會直接癱瘓後勤系統，迫使細胞核停止生產「先發控球後衛」（NIS 的基因轉錄被嚴重抑制）。最終，球場上的控球後衛全數被撤下且無人補位，導致細胞膜上的「碘泵」完全消
HER2 突變肺癌治療目前遭遇的瓶頸：傳統第一線免疫聯合化療仍面臨疾病進展與低存活率雙重挑戰 非小細胞肺癌佔整體肺癌約 85%，在晚期或轉移性階段預後極差，5 年總存活率僅約 10%。HER2（ERBB2）致癌突變（例如 Exon 19 或 Exon 20 突變）約占非鱗狀細胞 非小細胞肺癌的 2% 至 4%。此類患者常見於年輕、女性及無吸菸史族群，且具備極高的腦轉移（Brain Metastases）風險與較差的預後。 針對此一類型肺癌，目前第一線的標準治療為含鉑雙藥化療聯合 Pembrolizumab。然而，多數患者對此療法反應有限或快速產生抗藥性並發生疾病進展，第一線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Unmet Medical Need）極為迫切。 DESTINY-Lung04 第三期臨床試驗戰報：Enhertu 顯著延長 PFS，成功重塑第一線治療格局 DESTINY-Lung04 試驗設計是一項全球、隨機、開放標籤的 Phase III 試驗，共納入 454 位具 HER2 Exon 19 或 20 突變且未曾接受治療的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扁平 NSCLC 患者。以 1:1 隨機分配接受 Enhertu (5.4 mg/kg) 或目前第一線全球標準治療（含鉑-培美曲塞雙藥化療加 Pembrolizumab），並依吸菸史與腦轉移狀況進行分層。 試驗達到主要終點（Primary Endpoint），由盲性獨立中央審查（BICR）評估的無進展生存期（PFS）展現出具統計學顯著性與臨床意義的改善。安全性數據與 Enhertu 已知的安全性特徵（Safety Profile）一致，未發現新的安全性訊號（New Safety Concerns）。試驗將繼續評估總存活期（OS）等次要終點，詳細數據將於近期的國際醫學學會發表並遞交全球監管機構審查。 Enhertu（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由專一性 HER2 單株抗體、可裂解的胜肽連接子（Cleavable Peptide Linker）以及高效能 Topoisomerase I 抑制劑 payload（DXd）組成。如同現代戰場（如俄烏戰爭或中東局勢）中的高精度 GPS 巡弋飛彈，能在複雜的肺部組織中精準鎖定標記有 HER2 受體的腫瘤細胞（敵軍指揮所），大幅降低對周圍正常組織（平民區）的
癌症與血栓的雙重夾擊-沈默的戰場後勤危機 靜脈血栓栓塞症（簡稱VTE）是癌症病患常見且致命的併發症，其復發與出血的風險顯著高於非癌症族群，對臨床醫師構成嚴峻的治療挑戰。. 身為腫瘤科醫師，我們在臨床賽場上不僅要對抗腫瘤本身的「攻勢」，更得時刻提防側翼突襲的「隱形殺手」，那就是靜脈血栓栓塞症（VTE），包括深部靜脈血栓（DVT）與肺栓塞。癌症病患因為處於高凝血狀態，其血栓復發（Recurrence）與出血（Bleeding）的風險就像是戰場上的雙刃劍，管理難度極高。 傳統上，低分子量肝素（LMWH）被視為治療癌症相關血栓的金標準，因為它能夠降低血栓的復發率。然而，LMWH 需要每日皮下注射，這對長期抗癌、身體虛弱的病患而言，無疑是沈重的體力與心理負擔，往往限制了治療的遵從性。 DOAC 的精準防禦機制與劑量調度藝術 臨床試驗Hokusai-VTE證實，口服 Factor Xa 抑制劑 Edoxaban 在預防血栓的復發上不劣於傳統療法，並能夠顯著降低臨床上顯著的出血事件，實現治療的便利性與安全性。 為了尋求更便利的「後勤管理」方式，新型口服抗凝血劑（DOAC）如 :Edoxaban（Lixiana®）應運而生。在史上最大規模的靜脈血栓栓塞症之單一試驗 Hokusai-VTE 中，Edoxaban 展現了對於廣泛病患群體的保護力。隨後的 Hokusai-VTE Cancer 試驗更進一步證實，Edoxaban 在預防癌友之復發性 VTE 方面不劣於傳統注射型的 Dalteparin。 這裡我們可以運用籃球比賽的防守策略來解釋 Edoxaban 的作用機制： Factor Xa 的「精準盯人」：傳統的維生素 K 拮抗劑像是全場亂跑的區域防守，影響多個凝血因子，容易造成誤傷或出血；而 Edoxaban 作為 Factor Xa的抑制劑，就像是派出一名「精準盯人」的防守專家，專門鎖定 Factor Xa 這個發動進攻的關鍵核心，既能阻斷攻勢（亦即血栓形成），又能維持場上其他運作的穩定。 針對弱勢球員的「劑量調整」：在籃球的調度中，教練不會讓受傷或體力不支的球員硬撐全場。Edoxaban 的設計非常人性化，對於高出血風險的病患，如:高齡（≥ 75歲）、體重輕（≤ 60 kg）或腎功能不全（CrCl 30-50 mL/min）者，提供Edoxaban減量至30 mg 的選項。試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 陳駿逸醫師 放射線治療常面臨癌細胞自我修復與缺氧抗藥性的挑戰，適當地引進熱療（Hyperthermia）可以透過抑制癌細胞的 DNA 修復、攻克抗輻射之細胞週期的 S 期細胞及改善缺氧微環境，達到強效協同的增敏作用。 在臨床腫瘤學的戰場上，放射線治療無疑是打擊實體癌症的重要主力。然而，我們常在臨床診斷與追蹤中發現，部分腫瘤在接受高劑量放射線照射後，仍能展現驚人的修復能力或是因為局部微環境不良而產生的抗藥性。這種治療瓶頸，常讓放射腫瘤科與臨床腫瘤科醫師在調整治療劑量與避免周邊正常組織毒性之間陷入兩難。 為了破除這個困局，「熱療與放射治療」的聯合應用提供了極具有放射生物學（Radiobiology）憑據的協同機制。熱療絕非單純的只是局部加熱而已，其核心機制包含：抑制 癌細胞的DNA 損傷修復、打破細胞週期的抗藥性、改善腫瘤缺氧（Reoxygenation）以及精準地控制熱治療劑量（Thermal Dose）。 腫瘤防禦機制的臨床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