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駿逸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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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 Gedatolisib 引起的嚴重等級的口腔粘膜炎?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Gedatolisib在 VIKTORIA-1 試驗中展現潛力的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雖然在控制 PI3K 突變或野生型乳癌方面表現優異,但其引起的口腔粘膜炎(Stomatitis)確實是臨床管理上的重要課題。   身為臨床醫師,要預防並降低 Gedatolisib 引起的口腔粘膜炎,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精準醫療的「防守戰術」著手: 1.識破 mTOR 的「防守盲點」 Gedatolisib 同時作用於 PI3K 與 mTOR 路徑。這就像是一場籃球賽中的「雙人包夾戰術」 (Double-team):我們派出了兩名防守大將同時防堵腫瘤細胞的進攻路線。然而,防守mTOR 的這位球員雖然防守範圍廣,但「脾氣較暴躁」,其抑制作用往往會產生口腔炎等副作用。   第一道防線:預防性類固醇漱口水 (Steroid Mouthwash) 降低口腔粘膜炎最有效的策略是預防性使用類固醇漱口水。 及早進場: 臨床醫師應參考過去 Everolimus 的使用經驗(如 SWISH 試驗),建議患者從治療的第一天開始就規律使用類固醇漱口水,而不是等到口腔黏膜出現紅腫才來個「後援補位」。 規律執行預防性的類固醇漱口水: 文件指出,規律使用類固醇漱口水可以顯著降低口腔粘膜炎的發生率。雖然在 VIKTORIA-1 試驗中觀察到 嚴重等級的口腔粘膜炎的比率約在 12% 至 19% 之間,但由於其治療中斷率相當低,顯示透過適當的藥物管理,這些副作用是可以被有效控制的。   戰術監控:定期門診與患者衛教 在治療初期,特別是 Gedatolisib 採用的「三週給藥、一週休息」的靜脈注射模式 (3 weeks on / 1 week off) 中,醫師需要密切監控患者的口腔健康狀況。 區別診斷: 雖然 Gedatolisib 的血糖異常(Hyperglycemia)與皮疹(Rash)發生率低於 Alpelisib,但嚴重等級的口腔粘膜炎仍是主要的治療上的限制因素。 衛教重要性: 讓患者明白,使用類固醇漱口水就像是棒球比賽中球員戴上防護頭盔或是護膝,是為了確保能持續留在場上打擊(持續治療),而非因為受傷(副作用)而被迫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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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7

雙重兵器交鋒:從 ASCENT與 TROPION-Breast02 臨床試驗 看第一線 ADC 藥物在轉移性三陰性乳癌的精準調兵術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轉移性三陰性乳癌的一線破局難題與標靶傳導的困局 轉移性三陰性乳癌因缺乏 ER、PR 及 HER2 受體表現,傳統單純化療易快速誘發抗藥性,且併發嚴重系統性毒性。 在轉移性三陰性乳癌的一線戰場上,我們長期面臨腫瘤細胞高度異質性與高侵襲性的雙重威脅。傳統化療藥物(如:Taxanes、Gemcitabine 或 Platinum-based regimens)在無法針對特定驅動基因進行精準攔截的情況下,往往只能依靠廣效性的 DNA 損傷或微管抑制之化療藥物。然而,這不僅容易誘發 MDR1/P-glycoprotein 介導的抗藥性泵(Efflux Pumps)活化,更會造成非特異性的全身性副作用。 即使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聯合化療已改善了 PD-L1 陽性(CPS大於10)患者的無惡化生存期(PFS),但對於 PD-L1 陰性或免疫冷腫瘤(Cold Tumors)而言,一線治療的客觀緩解率與整體生存期依然面臨極大的瓶頸。   棒球場上的傳統「投手輪值困局」與「彈頭精準度」 傳統化療就像是棒球隊在沒有優質先發投手的狀況下,被迫採用「投手車輪戰」。雖然一開始靠著大量投球(高劑量毒性)能夠勉強壓制對手打線,但因為缺乏能夠壓制關鍵打者的「主力王牌(特定受體標靶)」,體力消耗極快,會產生抗藥性,且容易在比賽中盤因為控球失準暴投而造成大量的非必要失分(全身性副作用)。 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s)的出現,則像是引進了具備頂級火力與精準控球的特級指定打擊(Designated Hitter, DH)。透過特異性單株抗體作為「導向系統」,搭配高毒性的 Payload 作為「重型棒棒彩」,能在不傷及無辜的狀況下,精準給予腫瘤細胞致命一擊。   Trop-2 ADC 的兩大強勢主將-SG 與 Dato-DXd 的雙雄對決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與 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 均針對 Trop-2 靶點,但在 Payload 結構、DAR 比率及毒性譜上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臨床特性。   Trophoblast Cell-Surface Ant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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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場壓迫與精準打擊:從KEYNOTE-522數據看三陰性乳癌於手術術前與術後免疫戰術的遠期勝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腫瘤微環境的死角與三陰性乳癌的復發困境 三陰性乳癌(TNBC)缺乏特定受體靶點(ER-/PR-/HER2-),傳統單純化療容易因克隆演化而產生抗藥性與早期遠端轉移。 在早期三陰性乳癌的臨床戰局中,我們面對的是缺乏 estrogen receptor (ER)、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以及 HER2 增幅的極度激進型腫瘤。這類腫瘤具有高度基因體的不穩定性(Genomic Instability)與高度異質性,在過往僅依賴術前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的時代,即便部分患者能達到病理學上的腫瘤完全緩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仍有一大群有殘存腫瘤的患者,會面臨極高的高復發風險與早期之遠端轉移。 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的「免疫逃逸機制」是導致化療失敗的死角。當 cytotoxic chemotherapy 殺傷腫瘤細胞並釋放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TAAs) 時,腫瘤細胞會上調 PD-L1 表現,並與效應 T 細胞(Effector T cells)表面的 PD-1 受體結合,啟動免疫檢查點的煞車,使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CTLs) 進入耗竭(Exhaustion)的狀態。   足球賽中的「全場逼緊防守」與「第 12 人」 單純使用傳統化療,就像是在足球場上只靠 11 名後衛死守後場,雖然能踢飛幾波攻勢,但當體力耗盡後則隨時會被對手以突破傳球(微轉移)破門得分。 而手術之前與後期(Perioperative)加入 PD-1 抑制劑 Pembrolizumab,就像是啟動了「全場逼緊(Full-court Press)」戰術,同時召喚了主場球迷這「第 12 人」的全程吶喊加持。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並非直接化身球員去踢球(不具直接細胞毒殺性),而是解開了主場球員(T 細胞)身上的枷鎖,並透過主場球迷的震撼聲勢(產生免疫的記憶 Immunity Memory),讓自己的球員在長達 90 分鐘甚至正規賽結束後的延長賽(術後的長期追蹤)中,依然保持強大的防守壓迫感,徹底壓制腫瘤微轉移的發動。 KEY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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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的精準包夾戰術:從 VIKTORIA-1 試驗看Gedatolisib如何透過 PI3K/mTOR 雙重封鎖破解後 CDK4/6 抑制劑的荷爾蒙治療抗藥性困局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一、後 CDK4/6 抑制劑時代的 PI3K 通道之荷爾蒙治療抗藥性困境 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患者在 CDK4/6 抑制劑一線治療惡化後,常因合併 PIK3CA 基因突變導致旁路信號活化,使傳統後續治療的無惡化生存期(PFS)面臨瓶頸。   在轉移性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的臨床常態治療中,CDK4/6 抑制劑(如 :Abemaciclib、Palbociclib、Ribociclib)聯合荷爾蒙治療(Endocrine Therapy),早已是雷打不動作為一線主力的黃金標準。這套戰術在臨床上如同擁有一位聯盟頂級的「全能控球後衛」,能夠完美掌控比賽節奏,在初期精準壓制腫瘤的增殖。   然而,當疾病進入「後 CDK4/6 抑制劑時代」,腫瘤微環境的異質性(Tumor Heterogeneity)與基因突變便會開始反撲。統計顯示,約有高達 40% 的患者會出現 PIK3CA 基因突變,導致下游的 PI3K/Akt/mTOR 傳導路徑(Pathway)發生異常活化。此時,腫瘤細胞就像是一個極度靈活、擅長交叉變向運球的明星後衛,只要一線防守略有鬆懈,它就能迅速鑽入 PI3K 通道的防守空隙,進而引發腫瘤對內分泌治療的全面荷爾蒙治療抗藥性。   在過去,當一線防線失守且伴隨 PI3K 突變時,後續的二線臨床選擇變得極其複雜與糾結。雖然傳統有針對單一靶點的 PI3K 抑制劑(如:Alpelisib),但因為單一通道封鎖容易誘發上游或旁路反饋調節,導致無惡化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的進步空間相對有限,且常伴隨嚴重的代謝副作用,讓臨床醫師在調兵遣將時飽受掣肘。   二、 解決方案:VIKTORIA-1 試驗與 Gedatolisib 的雙重封鎖機制 Gedatolisib 作為靜脈注射的 PI3K/mTOR 雙重抑制劑,在 VIKTORIA-1 研究中將 PFS 從 5.6 個月大幅拉長至 11.3 個月,並以極低的血糖異常發生率優化了臨床毒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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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 SERD 點燃內分泌治療革命:從 lidERA 試驗看Giredestrant如何擴充早期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的「板凳深度」與後援戰術

文: 陳駿逸醫師 一、早期高風險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的荷爾蒙治療抗藥困境 傳統芳香環酶抑制劑(AI)與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SERM)在面對高風險之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患者時,常因荷爾蒙治療抗藥性與副作用停藥率,導致治療防線出現破口。   在臨床診間,我們面對早期荷爾蒙受體陽性、HER2 陰性(HR+/HER2-)的高風險乳癌患者,術後輔助荷爾蒙治療(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向來是雷打不動的核心防線。傳統上,不論是芳香環酶抑制劑(AI)或是傳統的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SERM,如 Tamoxifen),都成功地為無數患者築起了降低復發率的銅牆鐵壁。這就像是一支大聯盟球隊,擁有極其穩健的「王牌先發投手陣容」,長期在場上壓制對手的攻勢。   然而,這套看似完美的先發防線,在實務上面臨兩大痛點:荷爾蒙治療抗藥性與長期遵醫囑性(Compliance)的考驗。高風險患者的神經網絡與腫瘤微環境極為狡猾,常透過受體突變或下游訊息傳導路徑的活化,讓傳統芳香環酶抑制劑的「控球」逐漸失靈,引發乳癌的早期復發。   此外,傳統芳香環酶抑制劑帶來的骨關節痛(Arthralgia)、潮紅等副作用,往往導致高達 20% 至 30% 的患者無法完成長達 5-10 年的法定療程。當球員因為身體不適(副作用)而不得不頻繁申請「傷兵名單」時,球隊的防禦陣線便會暴露出致命的破口。我們迫切需要更具延展性的戰術方針,來應對荷爾蒙治療抗藥性的挑戰。   二、口服 SERD 的崛起與 lidERA 試驗的實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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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降階治療與內分泌治療的新球員

血液腫瘤科/細胞治療中心/台灣細胞免疫醫學會 陳駿逸醫師 OPTIMA 試驗:Prosigna (ROR) 分數的「選秀權」 長期以來,我們對於停經前、淋巴結陽性(1-3 顆)的早期荷爾蒙受體陽性/HER陰性乳癌患者,術後是否該使用輔助性化療感到糾結。OPTIMA 試驗 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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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中期肝癌(BCLC Stage B)中挑選具備「轉化手術」潛質的明星球員?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在臨床腫瘤科的診間裡,面對中期肝癌(Intermediate-stage HCC, BCLC Stage B)的患者,我們身為臨床醫師,角色就像是職業球隊的「總教練」,正站在決定球隊未來命運的選秀會轉角。我們手中的球員(患者)目前雖然還沒能直接進入「總決賽」(接受根除性手術或治癒性局部治療),但透過精準的戰術部署與複合式訓練(TACE 合併全身性藥物治療),我們有機會挖掘出那些具備「明星潛質」的個體,將其從中場混戰(Intermediate stage)成功推向奪冠之路-轉化為可引導至根治性手術切除的臨床狀態。   過去,中期肝癌 被視為一個高度異質性的群體,傳統上以重複性經導管動脈化學栓塞為主要骨幹。然而,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Anti-angiogenic targeted therapy)的聯手崛起,中期肝癌的治療準則已迎來典範轉移。如何利用最新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數據(如 :EMERALD-1、LEAP-012、TALENT 試驗),在診間精準篩選出適合進行「轉化治療(Conversion Therapy)」的明星球員,成為提升患者整體存活期(OS)與無疾病進展存活期(PFS)的關鍵課題。   一、 體檢報告:確認球員的「基礎素質」與「守備範圍」 優先挑選腫瘤負荷在中等程度(Up-to-7 標準內)、肝功能儲備良好(Child-Pugh A),且對首輪治療具備韌性的患者作為轉化潛力股。   挑選轉化治療的候選人,首要任務是評估其腫瘤負荷(Tumor Burden)與肝臟代償功能。這就像是選拔棒球中的「中外野手」,轉化治療的守備範圍雖然廣大,但只要身手依舊敏捷、沒有結構性損傷,就有機會透過精實的訓練將其打造為全方位的 MVP。   在臨床數據中,多項國際大型三期臨床試驗(如 LEAP-012, EMERALD-1)的收案標準,多落在 Tumor burden Up-to-7 左右。雖然目前技術上或解剖學上屬於「不可切除(Unresectable)」,但尚未出現肝外遠端轉移(Extrahepatic metastasis),且患者的肝功能屬於 Child-Pugh A 級,足以承受後續高強度的複合式治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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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1

肝癌轉化治療成功後,術後仍需要持續的全身性治療嗎?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TALENT 試驗設計與臨床專家的觀察,在轉化成功並進行手術切除後,目前的趨勢是建議患者「持續接受全身性的治療」以鞏固療效。   以下是針對術後持續治療的具體細節與戰略考量: 臨床試驗的標準做法:以 TALENT 試驗為例 在專門探討免疫治療轉化成可以手術的 TALENT 研究中,其設計邏輯非常明確: 治療路徑:患者先接受 4 個療程的免疫治療,若評估為 PR(部分腫瘤緩解)或 SD(疾病穩定)且符合手術標準,則進行切除。 術後銜接:成功接受手術的患者,在術後仍需「繼續施打全身性治療。 研究目的:這種做法是為了觀察是否能有效延長 TTF(治療至失敗的時間)。目前的數據顯示,這種術後持續用藥的模式在 TTF 指標上具有顯著意義,雖然 OS(總生存期)數據仍需等待進一步公佈。   從「控制」到「根除」的鞏固戰術 轉化治療的初衷是將原本「不可手術切除」的腫瘤(unsuitable)轉變為「可以手術切除」。 預防復發:即便手術切除了影像上可見的病灶,但考慮到中期肝癌(Stage B)的複雜性,術後持續的全身性治療(如:免疫藥物)被視為一種「清除殘餘敵軍」的手段,目的在於降低復發風險。 有患者透過「局部治療 + 全身性治療」縮小腫瘤後開刀,目前已達到 Cancer-free(無癌狀態)且長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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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合併療法副作用的比例高達六七成,臨床上該如何與患者進行衛教?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在中期肝癌(Intermediate-stage HCC)的臨床治療中,面對合併療法(TACE 合併全身性藥物治療)中有高達 60-70% 的三至四級的嚴重副作用(Grade 3/4 AE),醫師需要採取一套平衡「預期收益」與「潛在代價」的溝通策略。   以下是整理的臨床衛教重點,幫助醫護人員與患者進行深入溝通: 誠實溝通「代價」與「收益」的博弈 醫護人員應明確告知患者,雖然合併治療能顯著提升客觀的腫瘤緩解率(ORR)無惡化生存期(PFS),但這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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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肝癌合併栓塞與全身性治療的臨床進展

細胞治療中心/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這篇文章將探討了中晚期肝癌在治療策略上的最新進展,特別聚焦於標靶藥物、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經動脈導管化學栓塞術(TACE)的合併療法。研究資料顯示,儘管多項臨床試驗證實合併療法能顯著延長無惡化生存期(PFS)並提升腫瘤反應率(ORR),但目前尚缺乏明確的總體生存期(OS)益處證據。這種強化治療能為患者創造轉化手術的機會,使原本無法手術的病人有望達成根治目標。然而,醫療團隊必須審慎評估隨之增加的藥物副作用與患者的體力負荷,避免過度治療所造成的毒性。未來仍需等待更多長期數據分析,以確立合併療法在國際治療指引中的標準地位。   從 EMERALD-1 到 LEAP-012,論 TACE 合併全身性治療的「全攻全守」策略 一、中期肝癌的「守備」瓶頸與進攻轉型 中期肝癌(Intermediate-stage HCC,BCLC Stage B)的標準治療-TACE,目前正處於從單一局部治療轉向合併全身性治療的關鍵轉型期。單純 TACE 雖然能夠有效打擊局部病灶,但其高復發率與對肝功能的潛在損害,使得想要藉此延長中期肝癌患者之總生存期(OS)上遇到了瓶頸。目前的研究重心已大幅轉向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Anti-VEGF/TKI)提前介入,試圖在中場階段就發動全面的攻勢。   身為常年在第一線對抗肝細胞癌(HCC)的我們,都深知「中場戰事」-也就是針對中期肝癌的治療是最為棘手。傳統上,我們依賴 TACE 進行局部精確打擊,這就像是足球賽中的守門員」或棒球場上的「先發投手」,雖然能夠應付正面的強力攻勢,但如果敵方(腫瘤)會採取多點進攻或是隨時準備反撲,單靠一個人是頂不住的。   過去幾年,早期肝癌在手術與射頻燒灼(RFA)技術上雖有精進,但藥物介入的進展相對緩慢。然而,在中期肝癌領域,我們正目睹一場變革。我們不再滿足於是僅僅「守住」病灶,而是希望透過全身性治療(Systemic Therapy)與 TACE 的聯手,像是足球戰術中的「全攻全守」一樣,搭配由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切斷後勤物資(亦即腫瘤新生血管),而免疫藥物則像是前鋒一樣在全場搜尋並殲滅殘餘的癌細胞。 這種組合的核心邏輯在於,TACE 引起的腫瘤壞死,進而會釋放大量的腫瘤相關抗原,這時如果搭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藥物,就能啟動更強大的全身性免疫反應。這正是我們今天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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